乱翻书05：《我的世界观》（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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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的未来计划（爱因斯坦）（选自《我的世界观》，爱因斯坦著，方在庆编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1月第一版）

一个幸福的人对现在感到太满意，就不可能对未来思考太多。另外，年轻人喜欢投身于大胆的计划。而对一个严肃认真的青年来说，对自己所渴望的目标形成尽可能明晰的想法是很自然的事情。

如果运气好，能通过考试。我将前往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就读。我会在那里学4年数学和物理。我想成为自然科学分支专业的一名老师，我会选择其中的理论部分。

促使我制定这个计划的是这样一些理由：首先，是因为我个人倾向于抽象思维和数学思维，缺乏想象力和实践能力。我的愿望也启发我下了同样的决心。人们总是希望做他具有天赋的事情，这是十分自然的。其次，科学事业存在一定的独立性，那正是我非常喜欢的。

二、《我的世界观》

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是多么奇特呀！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所知，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别人（包括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简朴的生活，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所凭借的是以暴力为根据。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迫，而且还要适应内心的必然。叔本华（Schopenhauer）说，“人能够做他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①这句话从我青年时代起，就对我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启示；在自己和别人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得到安慰，并且永远是宽容的源泉。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它还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

　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他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科学与艺术工作领域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

　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强烈感觉，同我显然的对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冷漠，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足惋惜。这样的人无疑有点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不受诱惑要去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于人们有一种愿望，想理解我以自己的微薄绵力通过不断的斗争所获得的少数几个观念，而这种愿望有很多人却未能实现。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该受到强迫，他们必须有可能来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就是这个缘故，我总是强烈地反对今天我们在意大利和俄国所见到的那种制度。②象欧洲今天所存在的情况，使得民主形式受到了怀疑，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选举中与个人无关的特征。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选出一个任期足够长的总统，他有充分的权力来真正履行他的职责。另一方面在德国的政治制度③中，我所重视的是，它为救济患病或贫困的人作出了比较广泛的规定。在人类生活的壮丽行列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是迟钝的。④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使我所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轻视。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脊髓就可以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国家的这种罪恶渊薮应当尽快加以消灭。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刮，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憎的勾当。⑤尽管如此，我对人类的评价还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没有被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而起作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加以有计划的破坏，那么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神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迷糊不清的。就是这种神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怖——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所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宗教感情的人。我无法想象一个会对自己的创造物加以赏罚的上帝，也无法想象它会有象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体验到的那样一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去想象一个在肉体死亡以后还会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可笑的唯我论，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的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即使只是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最初发表在1930年出版的《论坛和世纪》（Forum and century）

注释

① 叔本华这句话的德文原文是：“Ein Mensch kann zwar tun, was er will, aber nichi wollen, was er will.”——编译者

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爱因斯坦承认他在战前很长一段时期受了反苏宣传的影响，以后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些改变。参见他1942年10月25 日在美国“犹太人支援俄国战争公会”一次宴会上的演讲和1950年3月16日给美国反共“理论家”胡克的一封信。——编译者

③ 指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建立，1933年被希特勒推翻的“魏玛（Wei mar）共和国”。本文最初发表时用的不是“德国的政治制度”，而是“我们的政治制度”。——编译者

　 ④ 爱因斯坦由于目睹了德国军国主义的泛滥和法西斯瘟疫的蔓延，对群众和群众运动产生了非常错误的看法，这种错误看法也常在别的文章中流露出来。——编译者

⑤ 1933年7月以后，爱因斯坦改变了这种绝对的反战态度，积极号召反法西斯力量武装起来，以打击法西斯的武装侵略。参见1933年7月20 日给A.纳翁的信。——编译者

散文浅析

《我的世界观》是201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爱因斯坦。这篇散文就是是其中的一篇。

编辑推荐：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是多么奇特呀！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所知，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合在一起。 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 （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

作者简介

爱因斯坦（1879——1955）， 德国物理学家 。生于符腾堡乌尔姆。早年取得瑞士国籍，1913年重新获得德国国籍，1933年迁居美国，1940年加入美国籍。1905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09年起历任苏黎世大学等校教授，后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研究员。为反抗纳粹，建议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在物理学的许多领域都有重大贡献。最重要的是建立了狭义相对论，并推广为广义相对论。还提出了光的量子概念等理论。 因发现光电效应定律，于1921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著有《相对论的意义》等。?

三、《论生命的意义》

凡将其自身的生命及同类的生命视作无意义的人，不仅是不幸的，而且几乎不适于生存。

四、《一个人的真正价值》

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取决于他在何种程度与何种意义上实现自我的解放。

五、《论财富》

我坚信，世界上的财富无法促进人类发展，即使它掌握在那些仍想达到此目标的人手中也无济于事。唯有以伟大的的纯洁的人物为榜样，才能引发高尚的思想和行为的产生。金钱只能自胜人们的自私自利，并使其不能自持地加以滥用。

谁能想象摩西、耶稣或者甘地像卡耐基那样腰缠万贯呢？

六、《培养独立思考的教育》

选自[美]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著 方在庆 编译：《我的世界观》，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

从古到今，明智的有才之士已经讨论过教育问题，并且就这些问题反复明白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我丝毫不能以权威自居。作为教育领域的半个门外汉 ，除了个人经验和个人信念之外，什么也没有，谈论教育问题的勇气从何而来？

如果这真是一个学术探讨的问题，人们可能会对这些考虑三缄其口。但是对于人类的生活和行动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在此，仅仅有真理的知识就不够了；相反，如果不想失去这种知识，就必须不断努力持续更新。它就像竖立在沙漠里的一座大理石雕像，随时承受着被流沙埋藏的威胁。必须不停地伸手拂拭，才能使大理石在阳光之下永远熠熠发光。为此，我也应尽绵薄之力。

学校一直是将传统财富从一代转移到下一代的最重要手段：相较过去，这个道理更适宜于今天。现代经济发展削弱了家庭作为传统和教育承载者的角色。因此，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健康更加依赖于学校。

有时候，人们把学校看成仅仅是一种工具，靠它将一定数量的知识传递给成长中的下一代。事实并不是这样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是在为活人服务。它旨在培养年轻人对社会繁荣有价值的品质和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剥夺个人的独特性，以使他成为社区中不情愿的工具，就像蜜蜂或蚂蚁那样。

因为一个由没有个人独特性和个人目标的标准化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毫无发展可能的、可怜的社会。相反，学校的目标必须是培养能独立行为和思考的个人，而这些个人又把为社会服务视为他们最高的生活任务。

但是，人们怎样才能更接近这个理想呢？我们是否能通过道德说教达到这一目标？绝对不能！言辞现在是，今后仍将是空洞的声音，通往毁灭之路从来都与关于理想的浮华之辞相伴。但是人格并不是由他们所听到和说出的，而是通过工作和行动形成的。

因此，最重要的教育手段一直是鼓励学生采取行动。这适用于学生最初学写字，也适用于大学毕业生写博士论文，或者是记一首诗，写一篇论文，口译或笔译一篇文章，解决一道数学题目，或是进行体育运动。

但是在每项成就背后都是这种成就所依赖的情感动机，它反过来又被事业上取得的成功所强化和滋养。这里存在的最大差别是，它们同学校的教育价值关系密切。

同一工作，其起源可能归因于恐惧和强制、追求权势和声名的雄心勃勃的需求，或是对研究对象的诚挚兴趣以及对真理和理解的渴望，因此也可以是每个健康的孩子都有的神圣的好奇心，只不过这种好奇心很早就衰退了。完成同样一件工作对学生产生的教育方面的影响可能有很大不同，这取决于使他完成这件工作的内因究竟是害怕受伤害、利己主义的情感，还是获得喜悦和满足感。没有人会坚持认为学校的制度和教师的行为对学生的心理发展毫无影响。

在我看来，最糟糕的事情是学校主要以恐惧、胁迫和人为权威的方式来进行教育。这种做法摧毁了学生健康的生活态度、正直和自信。它产生了顺从的子民。这种学校在德国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我知道这个国家的学校里不会产生这种最坏的邪恶；在瑞士，也许在所有民主统治的国家中都是如此。使学校脱离这种所有邪恶中最坏的邪恶，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给予教师尽可能少的使用强制措施的权力，这样学生对教师的尊敬的唯一来源就是后者自身的人性和智力水准。

提到的第二个动机——雄心，说得委婉点儿，就是以被承认和获得尊敬为目标，牢固地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缺乏这类情感的驱动，人类的互动将是完全不可能的；争取同类的同意当然是社会最重要的约束力之一。在这种复杂的情感中，建设性和破坏性的力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争取赞同和被认可是一种健康的动机。但是，要被承认比伙伴或者同学更优秀、更强大、更聪明，就很容易导致过分的自我为中心的心理态度，这种心态可能对个人和共同体都造成伤害。

因此，学校和老师必须小心，为了激发学生努力奋斗，不要使用唤起个人抱负的简单方法。

有些人提到了达尔文关于生存斗争的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选择理论，以证明复兴竞争精神的正当性。经济竞争中的无政府体系也可能以这种方式伪科学式地得到证明。但这是荒谬的，因为人类在生存竞争中的力量，就在于他是一个过社会生活的动物。正如蚁冢中单个蚂蚁之间的战争对于生存没有什么根本意义一样，人类社会中个体成员之间的斗争也是如此。

因此，人们应该小心，不要向青年人灌输下面的思想，即生活的目标就是获得习惯意义上的成功。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成功者从他的伙伴那里获得的东西，都远远超过他对他们所做的贡献。但是，人的价值应该体现于他能给予什么，而不在于他能获得什么。

在学校里和生活中，工作最重要的动机是工作中的乐趣、工作所得到的成果的乐趣，以及对该成果的社会价值的感知。我认为学校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唤醒和加强年轻人的这些精神力量。只有这样的心理基础才会导致对人类最高品质的快乐追求，即从事知识和艺术的创造活动。

激发这些潜在的创造性的心理力量，当然比采取强制手法或唤醒个人野心更不容易，但它更有价值。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游戏本能以及追求知识的动力，并将其引导到对社会很重要的领域——这种教育主要建立在培养的学生今后有能力承担任务不辱使命的基础上。

如果学校成功地从这种观点出发进行工作，它将得到成长中的一代的高度尊重，学校给予的任务也被当作一种礼物来接受。我认识一些喜欢在校时光甚于喜欢假期的孩子。

这样的学校对教师提出了要求。在教师的工作领域，他应该像位艺术家。我们如何做才能使这种精神在学校里盛行？对此没有万能的补救措施，正如不存在让个人永葆健康的万能药一样，但是有一些必要条件是可以满足的。

对此，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在我看来，这些都处于次要地位。如果一个年轻人已经通过体操和跑步训练了肌肉和耐力，今后他将适应任何体力工作。头脑训练及脑力和手工技巧的训练也是类似的。因此，当爱开玩笑的人将教育定义为“如果人们已经忘记了他们在学校里所学的一切，那么所留下的就是教育”，他的说法大致不错。正因如此，我一点儿也不急于在古典的语言——历史教育和更注重自然科学教育这两种理念的追随者们的斗争中表态。

我想反对这样一种观念，即学校应该教那些在今后生活中能直接用到的特定知识和技能。生活中的需求太多样化了，在学校里进行这种专门训练毫无可能。除此之外，我认为更应该反对把个人像无生命的工具一样对待。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有和谐个性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

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对于那些培养将来从事较为确定职业的技术学校也适用。被放在首要位置的永远应该是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总体能力的培养，而不是获取特定的知识。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本原理，并学会了如何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肯定会找到属于他的道路。除此之外，与那些接受的训练主要只包括获取详细知识的人相比，他更加能够使自己适应进步和变化。

教给人专业知识是不够的。专业知识可能使人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却无法使人格得到和谐发展。务必让学生对价值观有所了解并产生热烈的感情，对于美和善也必须有强烈的感受，否则拥有专业知识的人更像是一条训练有素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为与同伴和集体达成适当关系，他必须学会理解人们的动机、幻想和痛苦。

这些宝贵的东西是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而不是（或至少主要不是）通过教科书传授给年轻一代的。文化基本上就是这样形成和保存的。当我把“人文学科”当作重要的东西推荐给大家时，心里想的正是这个，而不仅仅是历史和哲学领域中那些枯燥的专业知识。

过分强调竞争制度，以及基于实用过早地划分专业，将会扼杀包括专业知识在内的一切文化生活所依赖的那种精神。

还有一点很重要，有价值的教育要培养年轻人独立的批判思考能力。数量众多、种类繁杂的科目（学分制）使年轻人负担过重，这大大危及了年轻人的发展。负担过重必然导致肤浅。要让学生觉得教育是一件珍贵的礼物，而不是沉重的义务。

（本文原载1952年10月5日《纽约时报》。此处选自《我的思想与观念：爱因斯坦自选集》2020年10月）

原标题：《爱因斯坦：培养独立思考的教育》

七、《论古典文学》

论古典文学

本文是1952年2月29日爱因斯坦为瑞士商人协会年轻商人分会主办的月刊《年轻商人》（Jungkaufmann） 而写的。这里选自1954年英文版《观念与见解》（第72页）。

一个只读报纸，最多读一些当代作家作品的人，在我看来，就像一个高度近视而又蔑视眼镜的人。他完全依赖时代的偏见与时尚，因为他从来没有看到或听到任何其他的东西。

当一个人仅凭自己独自的思考，不受别人思想和经验的激发，即使是最好的情况，也是微不足道、单调无味的。

一个世纪以内，只有少数开明的人具有清醒的头脑和风格，以及良好的品位。他们被保存下来的作品是人类最宝贵的财产。

我们应该感谢几位古代作家，正因为他们，中世纪的人们才可以慢慢从超过半个世纪的迷信和无知中摆脱出来。

没有什么比克服现代主义者的势利更必要的了。

我们应该感谢几位古代作家，正因为他们，中世纪的人们才可以慢慢从超过半个世纪的迷信和无知中摆脱出来。

八、《教师与学生——对一群儿童的讲话》

对于教师来说，如何唤醒学生身上潜在的喜爱创造和认知的乐趣，是门最伟大的艺术。

亲爱的孩子们：

今天很高兴见到你们这群生活在明媚阳光和幸运之地上的快乐青少年。

请记住这一点：你们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美好的东西，是由世界上所有国家世世代代的人经过热忱的努力和无尽的辛劳才创造出的成果。所有这一切都作为遗产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能接受它，尊重它，增进它，并且有朝一日能将它忠实地传递给你们的孩子。这样，我们这些终有一死的凡人便能在我们共同创造出的永恒事物中获得永生。

如果始终铭记这一点，你们将会寻得生活和工作的意义，并能对其他民族和其他时代的人和事持有正确的态度。

九、《达沃斯的大学课程》

元老院议员大都衣冠楚楚，元老院却是无恶不作的。

比起个人，集体受到的良心和责任感上的指引往往比较小。这个人类造成了多大的苦难啊！

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唯有通过许多个人的无私合作才能实现。

对于又善良意愿的人，当他以推动生活和文化为唯一目标，付出了巨大牺牲，一项集体事业得以开始时，他再也没有比这个时候更感到高兴的了。

十、《放在时间胶囊中的一封信》

1933年，为了逃避纳粹德国的迫害，爱因斯坦来到美国。1938年8月，他接到一项任务，给5000年后的人们写封信，作为即将在第二年开幕的纽约世界博览会（New York Worldapos;Fair)的礼物。1938年的世界战云密布，德国兼并了奥地利，同时也在积极酝酿侵占捷克，战争之箭已在弦上。最新的技术被用于毁灭性的战争之中，全世界笼罩在一片忧虑之中。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爱因斯坦写了下面这封信。在1939年的世博会上，这封信被埋在一个由西屋公司（Westinghouse)制造的“时间胶囊”（Time Capsules)中。

本文译自1954年英文版《观念与见解》。

我们的时代不乏天才人物，他们的发明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我们的生活。我们利用机械动力横跨海洋，并且利用机械力量将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我们已学会飞行，我们用电波毫无困难地在整个地球上发送信息和新闻。

但是，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却完全是无序的，因而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生怕被经济周期淘汰，陷入什么都没有的境地。而且，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民之间还不时互相残杀。由于这些原因，每一个想到未来的人，都必然生活在恐惧和痛苦中。所有这一切都是基

十一、献给莱奥.贝克的警句

我要致敬的这个人，一生乐于助人，不知何为恐惧，挑衅好斗与愤恨不满与他格格不入。这是伟大道德领袖的素养，也正是如此他们能为在自作自受的痛苦挣扎中的人类带来慰藉。

试图智慧与权力兼得，极少有成功的，即便成功了，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人通常不愿认为别人是聪明的——除非那是一个敌人。

很少有人能够坦然平静地表达与他们社会环境中的偏见不同的意见。大多数人甚至不能产生这样的意见。

大多数愚蠢之人都所向无敌，而且总能稳操胜券。然而，因各自为政。他们残暴的恐怖程度有所缓解。

要成为羊群中完美的一分子，首先必须是只羊。

对立和矛盾能在一个脑袋里永远和平共处，这将所有政治上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体制都化为虚妄。

无论是谁把自己标榜为真理和知识领域里的审判官，都会被上帝的笑声挫败。

观察和理解的乐趣是大自然最美丽的馈赠。

十二、培养独立思考的教育

只教人专业知识是不够的。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机器，却成不了一个人格完整的人。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获得切身的感受。学生必须对何为美以及何为道德上的善有敏锐的辨识力，否则只是靠那点儿专业知识，更像一只训练有素的狗，而不是一个均衡发展的人。学生必须学会理解人们的动机、幻想以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以便获得正确的态度与他的同胞及其共同体相处。

这些宝贵的东西是通过与教育者亲身接触，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通过教科书传授给年轻一代的。这就是文化本身和文化的主要内容，也是我在提倡“人文学科”同等重要时心中所想的东西，而不是历史和哲学领域里那些干巴巴的专业知识。

过分强调竞争体系，以及为了立竿见影的用途而过早地专门化，将会扼杀包括专业知识在内的一切文化赖以生存的那种精神。

对于有价值的教育而言，发展年轻人的批判思维也是至关重要的，而过于繁重的课业压力（学分制）则会大大危及这种批判思维的发展。负担过重必然导致肤浅和粗俗[20]。教学应该是让学生在受教中觉得像收到了一份宝贵的礼物，而不是一份沉重的责任。

黑格尔的实践观是什么

千手观世音全称为千手千眼观世音，又称千眼千臂观世音。是佛教六大观音之一。

佛经上说，千手观音菩萨的千手是保护众生的意思，千眼是看世界的意思。唐代以后，千手观音像逐渐被供奉为中国许多寺庙中的主像。

有一个关于千手观音起源的感人故事。据说在古印度的苗壮有三位美丽的公主。大女儿金淼，二女儿苗银和小女儿苗山。金淼和苗银都在家侍奉父母，但苗山从小就成为了一名修女。王淼试图说服她回到皇宫，但她拒绝了。愤怒之下，苗壮国王命令人们拆毁寺庙，赶走僧侣和尼姑。苗壮国王知道是诸神的错，于是全身长了五百个大脓包，久久不能痊愈。后来有医生说，这种病只能用手眼药才能治好。因此，苗壮国王求助于金淼和苗银，但两位公主都不肯给他们。三公主在外面知道后，毅然伸出手来给父亲治病吃药。果然，苗壮国王很快就康复了。这件事不仅深深地教育了苗壮国王，也感动了释迦牟尼。为了让妙善公主永远拯救一切苦难众生，他给了妙善公主千手万眼。从此妙善公主就成了千手千眼的观音。

佛教认为，众生的苦难和烦恼是多种多样的，众生的需求和愿望也是不同的。所以要有很多无量的法力和智慧来帮助众生。为了一切众生的利益，“我立即立下誓言，使我来此利益一切众生，便有千手千眼”，“我誓如此，来时便有千手千眼干”。

日本的道教研究简介

一、黑格尔实践观的基本思想

黑格尔实践观的基本思想，主要散见于《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历史哲学》《法哲学原理》等著作中。概括起来，黑格尔是从以下几方面来论述实践的：

第一，黑格尔揭示了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并分析了实践要素的内容。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流露出许多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是劳动的思想。他认为：实践是一个由目的—手段或“目的的实现”—他物或被“创造出来的现实”三个环节组成的过程。在《逻辑学》中，黑格尔以纯思辨的逻辑方式把这一过程表述为“行动的推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推论”，所以在黑格尔看来，实践活动本身是观念实现自己的活动，客观不过是精神的异化。概念发展同时具有合目的性，实践过程实际上是实现目的即自由的过程。人类的一切实践，都是为了实现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实践要素包括实践主体、实践手段和实践客体；实践因素包括实践目的、实践手段和实践结果。这就是黑格尔对实践概念的基本分析。

第二，黑格尔论述了实践的特性包括目的性、中介性和直接现实性。首先，实践具有目的性。黑格尔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理性和思想，而动物则没有。动物虽然也有出自本能活动的“实践”，但这种所谓“实践”与人所独有的实践根本不同。动物所进行的活动不论多么精巧，均无目的性，都是不自觉的，是在本能的驱使下消极地适应自然界；而人的实践活动具有自觉的能动性，是在意识、愿望支配下对自然界的积极改造，表现了特有的目的性。黑格尔说：“人类自身具有目的，就是因为他自身中具有‘神圣’的东西一那便是从开始就称作‘理性’的东西，又从它的活动和自决的力量，称作‘自由’。”即是说，人的能动性不仅表现在人的认识由现象到本质的深化，而且表现在按照事物本质的认识进行活动去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正如他所说的作为实践的“善趋向于决定当前的世界，使之符合于自己的目的”。黑格尔认为，实践是由主体的目的达到客观现实。他说：“行为的必然性在于：目的本来就是与现实联系着的，而且目的与现实的这个统一性就是行动的概念；行为之所以发生，乃是因为行动自在自为地即是客观现实的本质。”其次，实践具有中介性。黑格尔提及的目的性实现所需要的手段。就体现了实践的中介性。他说：“目的通过手段与客观性相结合，并且在客观性中与自身相结合。手段是推论的中项。”目的的实现离不开手段，黑格尔批判了抛开手段的主观性和空想。他指出：“当有限概念的主观性轻蔑地抛掉手段时，它在它的目的中便不会达到[比手段]更好的东西。”即是说抛弃手段，目的就是只能停滞在主观性中，显然黑格尔关于实践手段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在他关于人类实践活动的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再次，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黑格尔论述认识和实践关系的时候，表述了实践高于理论的思想，提示了实践的现实性品格。

目录 1 开创期的道教研究（十九世纪后期至1920、1930年代） 1.1 该时期的学者 1.1.1 小柳司气太 1.2 为政治、军事服务期的道教研究（1920至30年代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3 该时期的学者 1.3.1 福井康顺 1.3.2 吉冈义丰 2 战后恢复期的道教研究（1945年9月─1972年） 2.1 研究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 2.2 研究从民间信仰的角度 2.3 研究从道教方术的角度 2.4 研究从多国比较的角度 3 *** 期的道教研究（1973年─） 3.1 研究的国际化 3.2 研究学者增加 3.3 道教学的独立 3.4 新材料的发现 3.5 研究范围的扩大 3.6 该时期的学者 4 总结 5 参考资料 6 注释 开创期的道教研究（十九世纪后期至1920、1930年代）

日本的道教研究开创时期，从事道教研究的都是汉学家和一些「中国通」。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日本朝野把目光投向隔海相望的中国土地上的资源和市场，因此，日本开始重视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的研究。当时的一般观点认为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先驱，还称中国过去的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泉和灵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有：武内义雄的《老子原始（其人和著作）》，津田左右吉的《道家思想及其发展》，幸田露伴的《道教思想》，小柳司气太的《东洋思想研究》、《白云观志．附：东岳庙志》、《东洋思想研究续编》、《老庄思想和道教》等等。

该时期的学者 小柳司气太

小柳司气太（1870－1940年），日本佛教僧侣。1894年修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1921年以《朱子的哲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同年来中国考察。在中国期间，小柳司气太住进了道教全真龙门第一丛林 ── 北京白云观，取得了道教宫观生活的第一手资料。1923年，小柳司气太以授课讲义为底本写成了《道教概说》，出版后不久，就由商务印书馆翻译介绍到了中国。小柳司气太的主要贡献是：收集和整理了大量道教的历史资料，开始运用较为科学的方法，像研究其他宗教一样，不带偏见地研究中国的道教。

小柳司气太提出的许多观点，诸如：道教起源于神仙家、上古宗教和民间信仰的结合；道教发展史可以区分为开创期、完成期、唐宋期、分派期和衰亡期等，至今仍有影响。

小柳司气太的研究的明显缺点是：将道教研究局限在道教自身的范围之中，还没有将道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因此很少去探索道教和社会政治、道教和科学文化的关系以及道教和其他宗教的关系。

为政治、军事服务期的道教研究（1920至30年代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从1930年代起，日本军国主义 *** 加紧了对华侵略的步伐，日本的道教研究也纳入了对华战争的需要。设在沈阳的「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和设在上海的「东亚研究所」就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风俗和宗教作了全方位的研究，收集了大量侵华战争需要的情报。其调查研究的成果就包含在战后出版的《中国农村风俗调查》（六卷本）中。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些学者仍然从事著严肃的宗教研究，包括道教研究。作为这一时期的道教研究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有：平野义太郎的《道教的经典》、《功过格》，五十岚贤隆的《太清宫志》，橘朴的《中国思想研究》、《道教和神话传说》，福井康顺的《太平经的一个考证》、《道教的基础研究》、《东洋思想史研究》，吉冈义丰的《道教的实态》、《道教研究》、《道教经典史论》、《道教和佛教》（多卷本），等等。这些代表著作中有些出版在战后。

该时期的学者 福井康顺

福井康顺（1898－1991年），日本佛教僧侣。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哲学科，并在该校大学院修业完毕后，到中国留学，师承著名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1873－1961年）。津田左右吉当时在中国东北的「满铁调查部．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任研究员，后因著作中比较客观地论述日本古代史，被诬侵犯皇室尊严而判罪。他的一些古代史研究著作也被禁止发行。津田左右吉的史学观点和治学方法对福井康顺有明显的影响。福井康顺以《道教的研究》一书获文学博士学位，著有《灵宝经的研究》、《列仙传考》、《老子道德经序诀的形成》等论著，1987年出版了《福井康顺全集》（六卷）。福井康顺之子福井文雅是当代日本道教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福井康顺的研究方法的最好的承继人当推吉冈义丰。

吉冈义丰

吉冈义丰（1916－1979年），毕业于智山专门学校（今大正大学），在中国学习期间，曾继小柳司气太之后，住进了北京白云观。他写的关于道教宗教生活的回忆，被公认为具有珍贵价值的亲身体验。福井康顺和吉冈义丰，他们都比较彻底地改变传统的将道教附属于儒、佛的观点，而是将道教作为一种独立的宗教系统来研究。并且其道教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即道教研究的领域已经扩大到了历史、考古、文献、方志和年表等方面。他们的研究方法比较严谨，明显地受到我国乾嘉学派治学方法的影响，其对于《道藏》的历史以及《灵宝经》、《周易参同契》、《列仙传》等研究都是旁征博引，互相参照，细致考证，钩稽异同，言必有据，多有发见的。但是，他们的研究眼光只是局限在宫观中的和书本上的道教，方法上也由于过分重视考据，因此还没有将道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尚未来得及深入到道教在中国社会、文化、科技和民俗领域中的作用和地位。

战后恢复期的道教研究（1945年9月─1972年）

这一时期，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朝鲜战争的爆发，世界范围的对华研究的加强。同时，战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理论的发展以及对于综合研究的重视，日本道教研究迅速得到恢复，并且有了许多发展。这一恢复和发展的标志是1950年日本成立了日本道教学会。

日本道教学会在它的成立声明中称：「道教被认为是一种渗透在中国人的全部生活之中的宗教。对每个东亚专家来说，特别是汉学家，它的重要性无疑是明显的。考虑到对于中国作系统研究的趋势正在发展，道教研究不能再被忽视了，所以，我们和我们的同事组织了日本道教学会。学会的任务是艰巨的。道教研究本身是一个庞杂的领域，但是，如果没有对东亚其他宗教的广泛研究以及对其他学科的相应研究，那么就不可能对道教有任何透彻的理解。在详细调查了道教研究的现状以后，我们决定采取将各个方面综合在一起的方法。」

日本道教学会的成立，把原来属于日本的中国佛教史学会的道教学者都吸收进来并固定在日本道教学会之中。据报道，现在日本道教学会已有会员达600余人。学会成立后的第二年，就出版了机关刊物《东方宗教》，持续刊行至今。从1989年起，日本道教学会开始颁发每二年一次的日本道教学会奖，奖励年轻的新研究者。

作为这一时期研究的代表学者和著作，除了福井康顺、吉冈义丰及其著作以外，还有：金谷治的《老庄的世界 ── 淮南子的思想》，木村英一的《中国民众的思想和文化》，宫川尚志的《六朝史研究．宗教编》、《六朝宗教史》，大渊忍尔的《道教史研究》、《敦煌道经目录》，酒井忠夫的《近代中国的宗教结社研究》、《中国善书研究》，泽田瑞穗的《增补宝卷研究》、《校注破邪详辩》，福永光司的《庄子》、《老子》、《气的思想》、《道教与日本文化》、《道教与日本思想》、《道教与古代日本》、《道教的镜与剑》，洼德忠的《庚申信仰的研究》、《庚申信仰的研究 ── 岛屿篇》、《道教史》等等。从这些研究成果中，人们不难看到战后恢复期的日本道教研究出现了四个特点：

研究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

第一，对于道教历史的研究已经从文化史的角度深入到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进行观察、分析和研究。例如：著名的六朝史专家宫川尚志教授对于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研究，大渊忍尔教授的《黄巾的叛乱和五斗米道》，洼德忠教授的《中国的宗教改革》中对于全真教出现所包含的政治和社会内容的探索，以及其他作者写的关于民间宗教和秘密会社的研究文章。这些著作都把道教现象作为农民阶级或者士大夫阶级的叛逆者的社会运动来研究和讨论，结果就加强了对群众运动的宗教外衣的分析。宫川尚志就分析过道教之所以称为庶民宗教，就是因为六朝时期的道教传道人，大多出自寒门。这个寒门阶层中的叛逆者，利用图谶自称为帝。以张陵、张鲁、张角为代表的道教教团也是如此。以宫川尚志为代表的论点代表了一种关于道教社会作用的有意义的新论点。

研究从民间信仰的角度

第二，对于道教史的研究已经从一般的书面文献研究深入到从它同现实的民间信仰、迷信、风俗、节庆等联系的角度进行观察研究。例如：著名的洼德忠教授对于中国民间信仰作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调查，像灶神、城隍、土地和后土信仰的调查，就加深了人们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宗教信仰习惯的认识。洼德忠（1913－），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战后曾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所长，退休后历任驹泽大学教授和大正大学教授。他在连续七次印刷的《庚申信仰》一书中，就日本本土、冲绳和朝鲜南部的「守庚申」民俗作了广泛的调查和比较研究，指出这一民俗出自中国道教。洼德忠教授的著作不仅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道教，而且对于道教在东北亚、东南亚的传播研究也作了重要的贡献。洼德忠教授在他独特研究的基础上吸收各家之长编写的《道教史》一书，被收在山川出版社的《世界宗教史丛书》之中，并已出版了中译本。由于它比较多地从中国民俗和中国文化发展的角度进行论述。因此，与以前的道教史著作相比更加生动。

研究从道教方术的角度

第三，对于道教的历史研究，已经从一般文化的角度深入到了道教多种多样的方术，诸如：医学、药物学、炼丹术以及道教的法术，连同占卜、占星、堪舆等等，进行观察和分析研究。道教的炼丹术就是追求长生的一种方法，而另一方面，非科学的方术作为道教的宗教活动形式一直传承不止。这些非科学的方术，被一般人称为迷信。这一时期中，日本加强了道教和科学的关系研究，并以此作为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这对于加深对道教本质的认识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薮内清以及他周围的专家学者，这一时期发表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国中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和《明清时代的科学技术史》等著作，为日本的道教研究增添了新的有意义的篇章。例如：关于陶弘景的研究，在1930年代，小柳司气太认为陶弘景的学说大多来自佛教，《真诰》一书有的出自《四十二章经》，有的脱胎于「如是我闻」之句，等等。在1960年代，宫川尚志对于陶弘景的研究，其观点有了发展，认为陶弘景不是一个独创的深邃的思想家，而是一个佛教、道教和神仙家等各种学说的综合家。在1970年代，由緟内清主持的研究室编辑的《中国的科学和科学家》中发表有赤堀昭的论文《陶弘景和〈集注本草〉》，论文指出陶弘景的隐居只是一般地追随六朝时代的社会潮流，而不是完全与世隔绝。他只是利用隐士的名声来达到列身于官僚的目的。陶弘景的思想体系不仅是佛教思想渗透进了道教的体系，而且是由道、佛、医、药和天文等等范围广阔的思想所构成的。

研究从多国比较的角度

第四，对于道教的研究深入到了从中国与东北亚、东南亚邻国的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二次大战以后，随着宗教学特别是比较宗教学研究的进展，以及现代社会的国家和地区关系的加强，日本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的土生土长的道教向海外传播的历史以及道教对海外华人至今具有的影响问题。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著名道家和道教思想的学者福永光司就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道教对于日本历史和文化的影响的研究论著。福永光司（1918－），1942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自青年时代起就对中国哲学思想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在无奈随军下南洋时，随身戎装中，一直带着一部《庄子》。战后，福永光司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福永光司教授在他主持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期间发表的《道教的天神降临授诫》一文中，指出了道教具有完整的宗教哲学思想体系。他认为：在对于道教神学或者教义作为基轴进行思想史的分析考察时，我们坚持认为道教神学同中国思想史的不同时代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它是中国的民族的具有超时空的绝对的皈依宗教的感情、信仰和祈求、思维和思辨的历史的博大的蓄积。

正是从这一科学而客观的立场出发，福永光司教授一反过去日本学者鄙视道教的立场，发表了有关日本的天皇制度和社会文化同道教的关系的论著，出版了《道教和日本文化》、《道教和古代日本》、《道教和日本思想》、《道教和古代的天皇制》等书籍。其中对于道教的神学思想、仪式和象征物同日本「天皇」和神道教的神学思想、仪式和象征物所作的客观而令人信服的研究是日本学术史上具有开拓意义的成果。福永光司的研究，在日本，赞同者有之，批评者有之，在日本的史学界、道教学界中，曾经引起过不少争论。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福永光司教授的研究，对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对于日本思想史、日本政治史、道教传播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 期的道教研究（1973年─）

1972年9月，中国和日本恢复了邦交关系。日本学者的道教研究的视野和兴趣、目的都有一些发展和变化。日本道教研究的 *** 期的主要特点有：

研究的国际化

1972年以前，日本道教研究与欧美的道教研究接触交流比较少。1968年在意大利举行的首届国际道教研究会议就没有日本学者参加。1972年，在日本召开第二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以后，日本的道教学者进入了国际学术交流的行列，同欧美各国的道教学者有了广泛的接触，道教研究的国际交流非常兴盛。日本学者承认，欧洲人对于道教研究起步较早，积累了大量材料，并且建立了很好的学术传统，有不少第一流专家。研究的国际化扩大了日本学者的视野和思考领域。

研究学者增加

日中邦交恢复以后，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关心程度大增。因此，对道教感兴趣的中青年学者越来越多。在日本道教学会成立35周年纪念讨论会上主要发言人中有7名学者的年龄在55岁以下，其中40岁以下的4名，最年轻的只有32岁。近年来，除日本道教学会以外，日本各地还成立了一些新的团体，如：大正大学的「道教谈话会」，关西地区的「中国古代养生思想研究会」以及关东地区的「道教文化研究会」等。

道教学的独立

日本道教研究长期依附于中国哲学和佛教研究之中。1974年，京都大学的福永光司教授受聘于东京大学，担任该校中国哲学中国文学第三讲座「道教」的讲习，首次开设了「道教学」专业课程，培养了一批新一代学者。到了1983年，在第31届国际东洋学会上建立了「儒教和道教」作为独立的第四部会。1985年，在巴黎大学举行了题为「道教和日本文化」的日法学术讨论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又召开了「道教仪轨及音乐国际讨论会」。所有这些都表明，不论在日本或者是在世界范围，道教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已经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

新材料的发现

多次重印的《道藏》、《续道藏》和《道藏辑要》，为道教研究的展开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关于敦煌文书的目录和图录也相继整理出版，特别是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以及其他帛书文献的发现和出版，对于道教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研究范围的扩大

日本的道教研究原来比较著重经典和历史。在这一时期中，中国大陆道教、台湾道教、香港道教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的道教，都已成为日本的道教研究的新对象。同时，开始重视对于道教科仪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早稻田大学的福井文雅的《中国思想研究和现状》、《欧美的东方学研究和比较论》、《道教的历史和构造》等；东京大学教授田仲一成的《中国乡村祭祀研究》、《中国的宗族与演剧》、《中国巫系演剧研究》等；东京大学教授蜂屋邦夫的《中国道教的现状 ── 道士、道协、道观》、《中国的道教 ── 它的活动和道观的现状》、《金代道教研究》等；京都大学教授麦谷邦夫的《道家、道教中的气》、《大洞真经三十九章及其它》、《老子想尔注索引》、《真诰索引》等。

该时期的学者 蜂屋邦夫

蜂屋邦夫（1938─），196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教养学部，196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大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原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退休后任大东文化学院教授。蜂屋邦夫的专业活动原来集中在中国思想史，著有《仪礼士冠疏》、《仪礼士昏疏》、《关于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读老庄》等。1980年代以后，蜂屋邦夫多次访问中国，亲眼看到中国大陆道教的复苏，于是，对于道教倍加关心。1987和1988年，蜂屋邦夫两次到中国调查，在1990年发表了《中国道教的现状 ── 道士、道协、道观》。1990年以后，又四次来中国调查，在1995年发表了《中国的道教 ── 它的活动和道观的现状》。蜂屋邦夫认为，「同佛教寺院相比较，道教的特色呈现出外观的多样性。以殿的配置、联额的表现和祭神的组合等情况而言，在八十所道观中各有个性。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总体的具象。以道士的信仰和生活等内层方面而言，它们似乎没有像可以见到的道观的外在方面那样有显著的不同点。但是，就主要神格的地域特色、交流地区的范围和信徒朝拜情况，以及道士的生活面而言，各个道观也是有程度不同的特色的。」[1]

麦谷邦夫

麦谷邦夫（1948─），197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系，现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专业是中国思想史，一直以中国道教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著述有：《陶弘景年谱考略》、《初期道教中的救济思想》、《南北朝隋唐初道教教义学管窥》、《道教中的各种天界说》、《道家、道教的气》等。从1974年起，麦谷邦夫就在道教研究中使用计算机技术编制道教经籍索引。已经出版的就有《老子想尔注索引》和《真诰索引》等，极大地方便了各国学者的道教研究工作。

丸山宏

丸山宏（1959─），毕业于筑波大学比较文化学科，1989年取得筑波大学大学院历史人类学研究科博士课程单位。现任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丸山宏曾多次赴台湾考察道教仪礼。由于语言才能出色，能说普通话、闽南话和英语，能阅读法语文献，因此，在道教研究中视野开阔，并且力图结合最新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同时又注意吸取传统研究方法的优点。在日本新一代道教研究学者中，丸山宏著作丰硕，立论稳妥，颇为令人注目。他的《玉坛发表科仪考 ── 台南道教仪礼的历史谱系探索》，发表于1991年，当时他年仅三十二岁。此文在1991年获得了日本道教学会颁发的第一届道教学会奖。由本田济教授签署的「评审结果报告」指出，「该论文在对于当今台 *** 南县和高雄县的正一派道士进行的玉坛发表仪式进行精密调查的基础上，对于行仪技法上溯至古代东晋，特别是对其最具特征的取天气罡法的研究，以文献证明它与宋代开始的天心正法相一致。也就是说，该论文是以实地调查和文献考证相结合而组成的。根据实地调查进行研究，以前也是有过的。但是，该论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组合了历史文献的验证。就这一点而言，它开拓了以前研究中未曾见过的新的方法论」。

总结

日本的道教研究经过近百年的积累，按照道教文化综合体的特点，其独立的道教学大致已经形成十个门类：

关于道教的一般著作； 道教史； 道教和民俗、信仰、历法，道教和文学； 道教和科学； 道教和儒教、佛教； 道教思想和哲学； 道教经典和文献研究； 道教的传播； 道观、道士和科仪、节庆； 学术动向。

在 *** 期中，日本道教研究的重点，在思想史方面是三教关系史的研究、「气」的研究、道教定义的研究；在道教经典方面是道藏研究、道藏目录的编制、道教文献、敦煌出土文书、道教史料和新修道藏的问题；在道教文学方面是确定研究的范围和方法；在道教民俗方面是重点调查中国大陆的民俗、道教仪礼以及文献和仪礼实际的比较研究；在道教和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方面是加强炼丹术和养生术的研究。因此，这一 *** 期的研究规模比较过去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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