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国维有谁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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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自号静安，又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父亲王乃誉是一商人。4岁丧母，父亲经常出门经商，对子女教育严格，养成王国维孤僻的性格。他两次到杭州参加乡试，未中，便倾向新学。甲午战争后，到上海，为《时务报》当书记校对，同时，用业余时间入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从日本藤田丰八等学习日文及理化等课程。上虞罗振玉看到王国维扇面上所写咏史诗，赞赏其才学，在经济上帮助他，留他在东文书社当庶务。王誓事罗振玉并终生依庇于罗。1901年王曾赴日留学，次年因病回国。1903年任南通师范学堂教员，1904年任江苏师范学堂教员，讲授心理学、伦理学及社会学。1906年，罗振玉调京，在学部做官，王随之入京，次年在学部总务司行走，任学部图书馆编译。他对叔本华、康德、尼采哲学颇有兴趣，在《教育世界》发表过一批哲学论文，介绍德国哲学，又从事词和戏曲的研究。1908年《人间词话》问世，1912年《宋元戏曲考》问世。

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王国维逃到日本居住。罗对王讲：现在世变很激烈，士欲可为，舍返经信古未由也。王听了罗的劝告，便尽弃前学，专治经史。他运用罗振玉的大云书库所藏经史、古器物、甲骨文、流沙坠简等，经过研究写出一批学术论文。1916年他回到上海，应哈同之聘，为《学术丛编》杂志编辑，后又任包圣明智大学教授。他仍从事甲骨文和古史考证，和沈曾植等研讨学术，关系密切。1923年他召为南书房行走，为已废的清室皇帝溥仪当先生。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故宫，王国维认为是“大辱”，想自杀，经家人严密监视未遂。1925年，他到清华学校研究院任教，从事古代西北地理和蒙古史的研究工作。1927年4、5月，北伐军进抵河南，北洋军阀即将崩溃，革命形势空前高涨，王国维于6月2日写就遗书，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便投颐和园内昆明湖自杀，结束了他遗老的生活。

综观王国维的学术活动，先是研究哲学，继而转向研究文学，再而转向研究史学，以史学的研究贡献最大。

哲学

王国维研究哲学，先是读康德的书：《纯粹理性批判》，书很深奥，难以悉解。他便又读叔本华的书：《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深受叔本华的影响。 王国维写了《汗德像赞》、《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叔本华和尼采》、《书叔本华遗传说后》、《释理》等论文，全面介绍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思想。王国维深受叔本华思想的影响，哲学、美学、教育、宗教、法律、政治各方面的阐述都运用了叔本华的思想。他认为哲学和艺术是探求精神上永恒的真理，人生哲学就是探求揭示人生即痛苦这一真理以及其解脱之道。美学是感发人的情绪，洗涤人的精神，揭示人生的真义，使人超然物外，忘记利害关系，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求得暂时的解脱的功效。他写了《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文学小言》等文，是发挥叔本华美学思想的名篇。他又写了《红楼梦评论》一文，分析曹雪芹创作的小说《红楼梦》的悲剧意义。他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红楼梦》一书的基本精神是展示了生活之欲造成的巨大苦痛，从而走上了解脱之路。“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这一观一悟，写出了彻头彻尾的悲剧，具有典型的美学价值。王国维对《红楼梦》的研究，独具慧眼，第一次道出了小说的内在含义，推倒了封建文人视《红楼梦》为“诲*”之作的偏见，也批评了“索引派”繁琐的历史考证的研究方法，将《红楼梦》推举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伟大作品，肯定了它的悲剧意义和美学价值。 王国维研究哲学产生了疲惫的心态。他曾在《自序》中述说道：“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的形而上学，高严的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可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①

当时西方传入中国的哲学有两大潮流：一是英国的实证主义，如洛克、休谟、斯宾塞等，即严复所宣传的一套实证论、经验论思想。另一是德国的哲学，如康德、叔本华、尼采的思想，是先验论、唯心论思想体系。王国维一方面偏爱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但是，他也曾批评过这些哲学可爱而不可信，他曾说叔本华：“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②另一方面，他也曾受过实证论思想的熏陶，曾学过逻辑学、数学、化学、物理学，这些学问培养了他科学的研究方法，但是，他又不满于科学、实证，而认为还需要探讨人生的道路、真理。这便是他认为“可信而不可爱”。于是，他在可爱与可信之间徘徊，思想常处于矛盾之中。

辛亥革命后，他到日本，便弃文而从史的研究。在历史的研究中，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史学

王国维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属于考古派。陈寅恪对他的学术成就曾有过描述：“其学术的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①陈寅恪对王国维史学研究的治学领域和治学方法有明确、清晰的说明。

第一，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甲骨文晚清始发现，最早是王懿荣，后来刘鹗刊印《铁云藏龟》，继之，孙治让和罗振玉对甲骨文字进行研究。而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则推王国维。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徵文》以及《古史新证》等，他将地下的材料甲骨文同纸上的材料中国历史古籍对比来研究，用卜辞补正了书本记载的错误，而且进一步对殷周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讨，得出崭新的结论，他的考证方法极为缜密，因而，论断堪称精审。他自己称这种考证方法为“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的材料与纸上的材料相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象。这种考证方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古史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郭沫若曾赞颂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① 晚清康有为提出“六经皆伪”，后来史学界发展为疑古派，对古史抱怀疑态度。章太炎是古文经学家，精通语言文字音韵学，但是，他又不相信甲骨文，认为甲骨文不是真的，因此，他对这种研究甲骨文进而研究历史的方法持否定态度。王国维与疑古派不同，他认为古代传说仍有史学研究的价值，态度比较审慎。他又不同于乾嘉学派，乾嘉学派是经学家，他们研究语言文字学是为了通经，而王国维研究语言文字学，其基本出发点在于考史。而章太炎是过分相信书本知识，连青铜器上的金文，龟甲上的卜辞都一概否定其价值，不过是治学中的一种保守思想而已。

第二，西北地理和蒙古史的研究。王国维对西北地理和蒙古地区古代各游牧民族的历史进行广泛的研究，他利用汉晋木简、敦煌文献、碑文以及外国人的著述，加以比较、校勘、考证，写出了有重大贡献的论文。如他写的《流沙坠简序》，便是利用魏晋木简考证西域著名古城楼兰的位置及其兴废的论文。他写的《鬼方、昆夷、狁考》便利用了先秦两汉的文献，同时也利用了钟鼎彝器铭文的不少材料，经过比较、分析，而得出精辟的见解和论断。他写的《高昌宁朔将军曲斌造寺碑跋》、《九姓回鹘可汗碑跋》、《书虞道园高昌王世勋碑后》、《唐贤力芯伽公主墓志跋》等文章，从碑文、墓志铭文考证蒙古地区古代游牧部族突厥、回鹘族的历史。他写的《蒙古考》（原名《辽金时蒙古考》），是研究成吉思汗1206年建国以前蒙古诸部落历史的重要论著。他写的《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考订主因亦儿坚即是纠军，搞清了金代后期纠军的情况和事迹。他还写了《鞑靼考》、《黑车子室事考》等文。他的研究方法是勤读宋、辽、金、元等汉文史籍，又参考钱大昕、徐松、张穆、何秋涛、洪钧、李文田、屠寄、丁谦、沈曾植、柯劭忞等学者的专著，还引用《蒙文元朝秘史》、拉施特《史集》、《马可·波罗行记》，以及对日本学者那珂通世等著作进行比较、校勘、证订，然后，得出精湛的论断。

第三，宋元戏曲史的研究。王国维1907年任学部图书馆编译时便从事中国古典戏曲研究，陆续写出了《曲录》、《戏曲考源》、《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古剧脚色考》7种专著。东渡日本后，1912年完成了《宋元戏曲考》。这批著作是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给戏曲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因为，历来人们对小说和戏曲认为是民间的俗文学，“庸人乐于染指，壮夫薄而不为”①。研究的人寥寥无几。王国维采用的是西方学术研究科学的严密的方法，先做分析考证，后做综合论述。上述前7种便是分析型的考证，后一种属于综合型的巨著。他在著述时又运用了西方先进的戏剧理论和美学理论，“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②在历史的考察方面，他总结说：“我国戏剧，汉魏以来，与百戏合，至唐而分为歌舞戏及滑稽戏二种；宋时滑稽戏尤盛，又渐借歌舞以缘饰故事；于是向之歌舞戏，不以歌舞为主，而以故事为主，至元杂剧出而体制遂定。南戏出而变化更多，于是我国始有纯粹之戏曲”③。他的这段总结，是依据一种论断，即“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④，“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始全”⑤。用这一原则考察中国古典戏曲形成、演变、发展过程，描绘出清晰的途径和线索。在艺术审美方面，他说：“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处，无不如是。”①他运用这种审美标准对戏曲的语言的艺术特点和审美价值作了具体的分析和发挥。人们一致共认《宋元戏曲考》是近代古典戏曲研究的“开山之作”。

综上所述，王国维史学研究的最大贡献，便是将物质与经籍，证成一片。从晚清到民国初年，发现了大量物质的材料，如一、殷契甲骨文字；二、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亦称流沙坠简）；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如西夏文、蒙文等）。这些新的发现的地下材料，王国维学贯中西，用毕生精力对之加以研究考证，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他虚心好学，治学态度缜密而严格，结识了国内外许多学者，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沙畹博士，日本著名学者藤田丰八、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富田谦藏，以及中国著名学者罗振玉、沈曾植、柯劭忞等，同他们交流研究成果，探讨切磋学问，颇受其启导和鼓励。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又使他在国际、国内的学术界得到了极高的声誉。

文学

王国维在1908年发表《人间词话》，是文艺批评类著作。他利用了传统的诗话形式，而论及的内容达到近代美学理论的高度，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作品。他在《人间词话》中标举了“境界说”。境，中国古代文艺评论家也运用过这些词语，如宋朝严羽的“兴趣”、清朝王士桢的“神韵”、袁枚的“性灵”诸说，但都是就风格、技巧而言，王国维则提到美学的本质论高度。他说：“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①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有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②这是总论，对五代北宋的词评价很高，其标准即有境界。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③ 境不仅指景物，也是心的感情，景与情构成文学的两个基本原素，而这两者又是互相联系的，这是客观与主观对立统一的关系。

在这一美学理论的指导下，王国维提出了四个关系。

第一是“自然”与“理想”的关系。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④ 诗有写实派和理想派，写实派是将客观事物真实地描写出来，理想派是着重于虚构、主观的想象，而虚构、主观的想象又以生活现实为其基础。因此，大诗人所造的境，必合乎自然，又邻于理想。合乎自然，是诗人对审美对象观照、反映的感受，将景物真实地描绘出来，有如诗中的“赋”，直书其事。而邻于理想，是诗人总是用自己的理想去取舍生活、剪裁生活，引譬连类，因物喻志，有如诗中的“比”、“兴”，触物以起情，索物以托情，表达诗人的一种思想感情。王国维的意思是大诗人造境、写境，难以区分，最高的境界是能反映物景以及人生（感情）的本质，而且，景情互相融合，达到浑为一体，这是最高的境界。他举了元朝马致远的《天净沙》小令：“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评价为“纯是天籁”①，又评为“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②这首散曲前3句18个字综合了9种事物，勾画出秋天萧瑟凄凉的傍晚景象，烘托出一个远离家乡的旅行者来。马致远的写作技巧是极高明的，真达到了“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③的境界。另外，王国维对苏轼《水龙吟》咏杨花评价极高。这首词的起句是“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末尾几句是“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王国维评：“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④诗人苏轼，对杨花描绘成似花非花，全神凝注，笔借“风”“雨”，一气流转，把杨花当作容器，装进去主观的想象，显露出对人生的理念，格调更为高雅。这里“我”融入了景物之中了，与物景处在有意无意之间，因此，读咏此词，有一唱三叹，寻味无穷的感觉和效果。 王国维要求观照景物能体现某种景物内在的本性，即“神理”，达到“真景物”，“理念”的真；在体现人生的感情时能反映人的内在本性的真，达到真感情，创造出独特的艺术画面，诗人“忧生”、“忧世”的理想与感情自然渗透在作品之中。自然与理想，写境与造境，写实派与理想派，合而言之，都应当达到这种境界，便是美。

第二是“入”与“出”的关系。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① 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② 诗人对于宇宙和人生，要观察、体会、了解、领悟，便要“入乎其内”，到生活中去。人人都能观察，但是，常人之眼与诗人之眼不相同，常人之眼有时看不到，看不透，或看到了说不出来，没有提炼的能力。诗人之眼则不同，他能静观，能观照，能突破自身狭隘的眼光，能出乎其外，站得更高，“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他能排斥私欲、功利等障碍，能将客体的本性体察、领悟出来，这就是诗人天才的“内美”，具有这种崇高的人格和素质，才能出，故能观。同时，待物化的艺术境界，即在审美主体（作家）蕴藏形成的第二自然、第二人生和第二之我需要用艺术形式、手法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在于审美主体驾驭艺术形式、艺术手法的能力，这种能力有高有低，这便决定作者在“出乎其外”时能否高致。因为作者心中的意象是观物、观情的辩证统一，达到最高的境界，有时稍纵即逝，是须臾之物，需用不朽的文字表达出来。所以作者既要超以象外，轻视外物，能以奴仆命风月，又要重视外物，情景相融为一体，能与花鸟共忧乐。王国维评论说：“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分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③这里所讲的格、情、气、韵是格调、性情、音韵、气象，四者能烘托出“境界”。因此，境界包括敏锐的观察能力，深邃的感情，能反映出鲜明生动的形象。王国维举周邦彦的《苏幕遮》咏荷的词，其中“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园，一一风荷举”。评说：“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①另外，他举冯延己的《南乡子》咏草的词，其中有“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他评说：“‘细雨湿流光’五字，皆能摄春草之魂若也。”②这两幅图画，通过语言、色彩、线条充分表现了荷和青草的内在的本质力量，能得荷之神理，摄春草之魂，同时，也反映了诗人的心境，这便是善入善出的典型例句。

第三是“渐悟”与“顿悟”的关系。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③ 这是《人间词话》的一段名言，王国维用晏殊、柳永、辛弃疾三首词的断句，描绘了作词的艰苦历程。同时，他又引申到成大事业、大学问方面去。这三个境界是作为诗人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修养和锻炼的问题。审美主体（作者）对人和物的审美把握，形成待物化的意识客体，第二自然、第二人生以及第二之我，再将此用艺术形式表现为意识性的客体（作品），其间有一个渐悟到顿悟的过程。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西风凋碧树”，是一种烦躁的心情，诗人要观物，首先要摆脱现实的种种纷扰，破除一切我执，包括苦乐、毁誉、利害、得失，挣脱一切个人的私念，达到胸中洞然无物，才能达到观物之微。“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时，便入定，能去体会物之内在本质的美了。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对审美客体的审美把握，审美主体（作者）有一种择一的、固执的、终身无悔的精神，在探索着事物的美。这种美必须将事物个别的、外在的、偶然的东西跨越过去，得出普遍性的、内在的、必然的一种理念，用审美的把握塑造出美的意象，诗人在此境界的心情是平静、纯净、自然的，寻求一种自然的乐趣。一方面，这种寻求是艰辛的，使人憔悴和消瘦，同时，另一方面，这种寻求又是使作者的感情得到升华，达到完美的意境，虽然“衣带渐宽”，又是值得的，殉身无悔的。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里说的是顿悟。经过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苦苦寻求，作者能用最明快的语言，将事物玲珑剔透的表达出来，浑如天成。这时作者的心情达到了无欲、无念、无喜、无忧的境界，获得了智慧。“众里寻他千百度”，表达了“慧”的寻求的艰辛，“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表达了智慧的顿悟。诗人在艰苦的寻求中，豁然开朗，灵感顿生，妙语连珠，境显现得光辉耀人，情表达得沁人心脾，这是极不容易获得的一种境界。在第三种境界，诗人也从自己创作的诗作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达到了精神上的愉悦。 王国维最喜欢南唐后主李煜的词，誉为“神秀”①，他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②李煜的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重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这些词都是千古绝唱。李煜表达的感情，具有一颗“赤子之心”，度越了个人身世的局限，抒发的是一种人类普遍的感情，他摆脱了个人意志、欲望、利害关系，“自由”地进入审美静观，能深窥人类和事物的内在本性，把自己强烈的主观的感情和这种客观的“静观”交织在一起，达到了人的感情和景物融合为一，他又能用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比喻和形象的语言，把这种感情真实具体地描绘出来，完成抒情诗人的自我心理形象的塑造，因此，最能打动读者的心灵，引起共鸣。他的词最足以说明诗人确实经历了诗的三种境界，达到了最高的智慧顿悟境界。王国维评价说：“后主之词，可真所谓血书者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①。李煜确有其过人的哀乐，将自己的生命和词的创作融合在一起，词具有灵慧之气。

第四是“隔”与“不隔”的关系。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② 王国维强调诗词要自然、真实，真事物，真感情，形象鲜明、生动，是客体事物的写照，是人类的一面镜子，生动地再现自然与人生，反映了美的本质。作品问世，读者读时，心中有感受，便是对物化的意识性客体（作品）在头脑中重现艺术境界。这种重现又有读者自己的生活经验、艺术经验、时代精神渗透其中，而主要的取决于艺术作品境界的深浅、有无、大小，物化的程度高低等等。王国维的所谓“不隔”，就是能真实地表达感情、形象生动地描绘景物，不多用典故，“不使隶事之物”，“不用粉饰之字”，“忌用替代词”，排斥“游词”。他对姜夔（白石）的词评价不高，主要缺点便在于“隔”。造成隔的原因，一是姜白石词中用典太多，读者读时不易理解，再是词中“雅”的程度过高，“仙”的韵趣过重，而人情味相对地减弱了，读者不能直接感受到其境界，因此，王国维评论说：“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①王国维不喜欢吴文英的词，对吴评论很低，说吴的词缺点在于“隔”。又贬谪其词“肤浅”，“枯槁”，其人“才分有限”。词虽然五光十色，不乏美丽的辞藻，但是总是嫌“假”，没有真情实意。有人评吴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王国维也取吴文英词中一语加以评价，说：“映梦窗凌乱碧”②，其意相同。

综上所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虽然仍用传统诗话形式表现出来，比较简单扼要，但是，它有着许多精彩的见解，蕴有深厚的、丰富的美学理论作为基础。他的意境说，把中国传统诗话中的格调、神韵、气象、兴趣诸说，提到了西方美学理论的高度加以分析，形成了中国评论诗词的美学原则和美学理论。他探讨了作者与自然，作者与作品，作品与读者在审美范畴的种种关系，要求格调要高，写出真景物、真感情，崇尚自然，要在“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③，这种理论纠正了晚清渐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弊病，比专讲婉柔或专讲豪放更要全面。虽然，他的美学理论体系是唯心主义的，对人生有着悲观色彩，具体论断亦不一定都准确，但是，他的美学理论对封建主义儒家文学理论专讲“文以载道”的思想是一种突破。此前，梁启超、黄遵宪致力于“诗界革命”，偏重于内容带有政治色彩，而对于诗中美的境界的艺术塑造探讨很少。近代讲美学是从王国维开始的。而且，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也贯穿到评论小说、戏剧、美术等领域，具有普遍性。因此，他的美学思想、文艺批评是有历史贡献的，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

王国维的诗词数量不多，诗有192首，词有115首。后来他便致力于历史学研究。他的词是颇有功力的，他自己也很自负，樊志厚评为“真能以意境胜”，“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①。举例来说： 昨夜梦中多少恨，细马香车，两两行相近。对面似怜人瘦损，众中不惜搴帷问。陌上轻雷听隐辚。梦里难从，觉后那堪讯。蜡泪窗前堆一寸，人间只有相思分！（《蝶恋花》）②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独倚栏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蝶恋花》）③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醯。今朝欢宴胜平时。（《浣溪沙》）④ 樊志厚评论王国维的词说：“君词则诚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沉直而能曲，不屑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间出，殆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指远，意决而辞婉，自永叔之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①王国维的词写景鲜明、逼真，言情深婉凄绝，音韵铿锵，情景交融，意境深远，富有哲理，能将哲理融化于情景之中，读时觉得耐人寻味，品格高致。细细品味，真有一种美的享受。 ①《静安文集续编》，第21页。 ②《静安文集》，光绪三十年铅印本，第1页。 ①《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 ①《自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 ①《曲录自序》，《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第370页。 ②《宋元戏曲考序》，《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3页。 ③《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134页。 ④《戏曲考原》，《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201页。 ⑤《宋元戏曲考》，?br>

参考资料：

张淑清的鲁东大学教授

吕和应

吕和应，1980年9月生。四川遂宁人。2009年起就职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任讲师。2015年起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2017年起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招生学科为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中文名：吕和应

民族：汉

出生地：四川遂宁

出生日期：1980年9月

职业：教师

毕业院校：复旦大学

代表作品：《德罗伊森时代的学科之争——兼论德国现代史学的诞生》

性别：男

学位：博士

职称：副教授

专业方向：历史学

研究方向：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吕和应，1980年9月生，四川遂宁人，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在《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和《学术月刊》等杂志发表论文和译文20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德国史和西方思想文化史。

一、学术论文

1、吕和应：《历史学的课题：可能之事》，《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4期，CSSCI。（台北：《思与言》，2006年第2期）

2、约斯·德·穆尔：《从叙事的到超媒体的同一性》，吕和应译，《学术月刊》，2006年第5期，CSSCI。（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006年第9期全文转载）

3、吕和应：《安克施密特：》，《复旦史学辑刊》，2007年第2辑。

4、约斯·德·穆尔：《数字化操控时代的艺术作品》，吕和应译，《学术研究》，2008年第10期，CSSCI。

5、吕和应：《试析德罗伊森为Historik正名的实质》，《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CSSCI。

6、吕和应：《德罗伊森:》，《中国学术》，2010年第26辑。

7、吕和应：《德罗伊森中的“系统论”：一种历史哲学？》，《人文艺术》（贵州），2011年第10辑。

8、吕和应：《巴勒克拉夫的世界史编纂理论》，载于姜_主编：《世界史研究的视角和模式》（大型丛书《世界历史》第3卷）第九章1-2节，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

9、吕和应：《德罗伊森的“历史理性批判”》，《学术研究》，2012年第12期，CSSCI。

10、阿图尔·阿尔法克斯·阿西斯：《德罗伊森历史理论中的“现时代史”》，吕和应译，《新史学》（上海），2013年第11辑，CSSCI。

11、吕和应：《艾尔克·鲁尼亚与历史哲学的未来》，《学术月刊》，2013年第10期，CSSCI。（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4年第1期全文转载）

12、吕和应：《20世纪历史哲学中的兰克形象》，《世界历史评论》，2014年第1卷第1期。

13、吕和应：《德罗伊森时代的学科之争》，《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CSSCI。

14、吕和应：《历史叙事与指称问题》：《世界历史评论》，2015年第2卷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6年第7期转载，CSSCI）

15、吕和应：《社会转型中的德国历史主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1月28日域外版。

16、吕和应：《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划分问题再探析》，《新史学》（上海），2017年第19辑，CSSCI。

17、吕和应：《什么是历史事实》，《思想与文化》（上海），2017年第21辑，CSSCI。

18、吕和应：《从interpretation到explanation：“历史解释”问题的思想史考察》，载于《“历史的理论、观念与叙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2017年。

19、吕和应：《兰克第一版序言的思想史解读》,《世界历史评论》，2017年第4卷第2期。

20、吕和应：《历史，是一部真实的小说》，《解放日报》，2018年7月21日。

21、吕和应：《卡尔·波普尔与历史主义危机》，《江海学刊》，2018年第4期，CSSCI。（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9年第1期全文转载）

22、吕和应：《伊格尔斯及其历史主义谱系》，《世界历史评论》，2018年第5卷第2期。

23、吕和应：《海登·怀特在中混用interpretation与explanation的动机探究》，《学术研究》，2019年第4期，CSSCI。

二、著作

1、于沛主编：《20世纪的西方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个人撰写第三章第4至7节以及第八章。

2、约斯·德·穆尔：《有限性的悲剧——狄尔泰的生命释义学》，吕和应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独译。

3、彼得·马赛厄斯编：《人类文明史》（第六卷），吕和应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合译，个人承担近30万字。

三、科研项目

1、四川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启动金专项：《德罗伊森研究》，负责人，2010年，已结项。

2、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德国历史主义研究》，负责人，2013年，结项中。

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德国现代史学的职业化及其危机》，负责人，2014年，已结项。

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德国思想文化史》，负责人，2015年，已结项。

5、四川省2018—2020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世界史+外国语”实验班建设》，负责人，2018年，在研。

6、四川大学教材建设项目：《西方史学史》，负责人，2018年，在研。

四、讲授课程

1、《世界近代史》（本科）

2、《德国史》（本科）

3、《西方史学理论原著选读》（本科）

4、《西方思想文化史原著选读》（本科）

5、《西方史学理论》（硕士）

6、《西方史学史专题研究》（硕士）

7、《德国史专题研究》（硕士）

张金龙的论著

张淑清 ，女，1969年10月出生。2007年在南京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2006-2007年和2010年两次赴以色列作学术交流活动，现为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开设的课程：世界中古史、犹太史（本科）、犹太教研究、欧美犹太人史（研究生）。

出版的著作：《中世纪西欧的犹太妇女》 人民出版社 2009年。

出版的译著：《古代以色列妇女和早期犹太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 1、“中世纪西欧犹太社团及其历史作用探析”，《世界历史》2006年第6期；

2、“国外关于古代、中世纪犹太妇女地位问题研究述评”，《世界历史》2008年第5期；

3、“论中世纪西欧犹太妇女的教育地位”，《世界民族》2007年第6期；

4、“从离婚权的演变透视中世纪欧洲犹太妇女的婚姻地位”，《史学集刊》2008年第2期；

5、“中世纪西欧犹太寡妇地位初探”，《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5期；

6、“论中世纪西欧犹太妇女在犹太会堂中的地位和作用”，《妇女研究论丛》2007年第3期；

7、“论中世纪西欧犹太社团的司法自治”，《学海》2006年第1期；

8、“论中世纪西欧犹太妇女在经济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1期，此文被人大复印《世界史》2008年第5期全文转载；

9、“犹太妇女与三大诫命”，《犹太研究》2008年第6辑；

10、“试论古代犹太妇女的婚姻地位”，《齐鲁学刊》2008年第5期；

11、“犹太教的利未婚”，《世界宗教文化》，2008年第1期；

12、“对犹太婚约的历史考察，《历史教学》2008年第2期；

13、“犹太妇女与中世纪欧洲的借贷业”，《北方论丛》2008年第2期；

14、“讲授纳粹屠犹的历史“亚德瓦谢姆的方法论原则”（译文），《新史学》第八辑《纳粹屠犹——历史与记忆》，大象出版社 2008年，第218-223页；

15、“根深蒂固偏见的大暴露”（译文），《犹太人告白世界—— 塑造犹太民族性格的22篇演讲辞》，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年，第47-50页。 1、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犹太妇女史”（在研），项目编号：11BSS010；

2、 主持国家民委2009年度课题“巴以冲突背后的民族主义问题研究”（已结题），项目编号：GM-2009-52；

3、 主持鲁东大学校基金课题“中世纪欧洲犹太妇女地位研究”(已结题)；

4、 主持鲁东大学校基金课题“犹太教改革及其变迁”（已结题）。 1、 主讲的《社会保障学》被评为鲁东大学优质课程；

2、 主讲的《世界古代史》获得鲁东大学双语教学课程立项。 1、论文“国外关于古代、中世纪犹太妇女地位问题研究述评”于2010年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9年获得烟台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2、专著《中世纪西欧的犹太妇女》于2010年获得烟台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3、论文“论中世纪西欧犹太妇女的教育地位”2008年获得烟台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4、2008年获得鲁东大学三级教学观摩大赛二等奖。

5、2003年获得烟台师范学院“两课教学”授课竞赛一等奖；

6、论文“对犹太人隔都的历史考察”于2003年获得烟台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7、2003年获得烟台师范学院“优秀***员”称号；

8、2001年获得烟台师范学院“优秀教师”称号。

〔专著〕

《北魏政治史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25万字

《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兰州），2003年3月，40万字

《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下），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11月，71.1万字

〔主编〕

《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中国古代史卷》（上、中、下），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丛》，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

〔论文篇目〕（札记、书评附）

01 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考论——以史籍记载为中心，历史研究，2003.3,p106-127

02 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探微，历史研究，1999.6,p51-67

03 李唐出于赵郡李氏说，历史研究，1993.5,p183-186

04 曹魏禁卫武官制度考论，汉学研究（台），2001.2,p221-247

05 文成帝《南巡碑》所见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民族研究，2003.4,p84-93

06 西魏禁卫武官制度考论，民族研究，1999.6,p78-86

07 南朝直閤将军制度考，中国史研究，2002.2,p49-58

08 晋代禁卫武官制度考论，中国史研究，1999.4,p61-72

09 北魏御史台政治职能考论，中国史研究，1997.4,p62-73

10 领军将军与北魏政治，中国史研究，1995.1,p54-62

11 北魏“中散”诸职考，中国史研究，1993.2,p108-115

12 “冯氏改革”说商榷，中国史研究，1986.2,p103-114

13 领军将军与北齐政治，文史，2003.4，p128-146

14 六官体制下的北周禁卫武官制度，文史，2002.2,p83-100

15 南朝护军将军制度考，中华文史论丛，第79辑（2005）,p197-224

16 “中朝大驾卤簿”所反映的西晋禁卫武官制度，中华文史论丛，第59辑（1999）,p73-98

17 北魏前期的内侍、内行诸职，北大史学7（2000）,p156-164

18 禁卫军权与南朝政治，南京大学学报，1999.3,p127-134

19 晋灭吴战争的决策探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3,p52-57

20 南朝监局及其军权问题，文史哲，2003.4,p22-27

21 东魏、北齐京畿大都督考，文史哲，2001.1,p105-110

22 北魏后期的直閤将军与直卫诸职，文史哲，1999.1,p37-42

23 南朝禁卫武官制度组织系统考，史学月刊，2005.1,p21-30

24 “八王之乱”与禁卫军权，史学月刊，2003.4,p32-42

25 北朝中央护军制度考索，史学月刊，1999.4,p21-26

26 禁卫军权与东晋政治，史学集刊，2003.3,p4-11

27 汉魏之际政治与禁卫武官制度的变革，山东大学学报，2004.2,p65-75

28 东魏北齐左右卫府制度考论，兰州大学学报，2004.2,p1-7

29 北魏后期禁卫武官制度考论，兰州大学学报，2001.6,p37-44

30 河西士人在北魏的政治境遇及其文化影响，兰州大学学报，1995.2,p139-145

31 陇西李氏初论，兰州大学学报，1994.4,p108-113

32 灵太后与元叉政变，兰州大学学报，1993.3,p95-101

33 高肇专权与北魏宣武帝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兰州大学学报，1992.3,p113-120

34 北魏孝文帝用人政策述论，兰州大学学报，1990.4,p151-157

35 孝文帝的顾命大臣与宣武帝初年北魏政局，兰州大学学报，1989.3,p1-7

36 关于“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若干问题考辨，兰州大学学报，1987.4,p46-53

37 元嘉中期君相之争与禁卫军权，社会科学战线，2003.5,p137-141

38 十六国五燕禁卫武官制度考，社会科学辑刊，2003.6,p98-102

39 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官、武官与禁卫武官释义，江海学刊，2001.2,p126-130

40 南朝的石头城防务与领石头戍事，浙江学刊，2005.2,p63-71

41 刘宋孝武帝朝政治与禁卫军权，浙江学刊，2003.4,p113-121

42 南朝宋文帝朝政治与禁卫军权，求是学刊，2003.5,p10-114

43 南朝卫尉及其职掌考述，南京社会科学，2004.4,p38-42

44 十六国地方护军制度补正，西北史地，1994.4,p30-38

45 关于北魏河西士人家族，西北史地，1992.3

46 北魏前期的北边防务及其与柔然的征战关系，西北史地，1989.4,p30-37

47 北魏中后期的北边防务及其与柔然的和战关系，西北民族研究，1992.2,p49-63

48 北魏孝文帝政治思想散论，北朝研究，1997.2,p3-19

49 拓跋珪“元从二十一人考”，北朝研究，1995.1,p53-56

50 北魏御史台制度的发展变化，北朝研究，1993.4,p13-22

51 读高允《征士颂》论北魏神jia四年征士及其意义，北朝研究，1993.2

52 北魏孝文帝用人政策及其在改革中的作用，北朝研究，1991.2,p37-45

53 北燕政治史四题，南都学坛，1997.4

54 北魏孝文帝时期统治阶级结构试探，邺城暨北朝史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6,p208-223

55 北魏太学与政治·文化，原学，第4辑，北京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p173-196

56 北魏迁都后官贵之家在洛阳的居住里坊考，北朝研究第2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p25-38

57 北朝都督制的演变与禁卫武官都督的形成，北朝研究第1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p1-15

58 文成帝时期的北魏政治，《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丛》，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p470-501

59 北朝“五职”源流考，《北朝史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p184-198

60 齐武帝遗诏与南齐中叶政治，《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年，p180-188

61 御史大夫职掌辨，北京大学学报，1985.4,p127

62 北魏孝文帝改革度量衡，辽宁大学学报，1986.5,p31

63 十六国北朝文化区再认识，文史哲，1993.3, p102

64 《魏书》勘误一则，中国史研究，1994.1,p100

65 文献所见北魏都城洛阳的乡里，河洛史志，1997.2,p5-12

66 《秦汉官制史稿》评介，史学史研究，1986.4,p76-77、79

67 《谥法研究》评介，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2,p30-31

68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评介，新史学（台），6：2（1995）,p20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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