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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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汉族。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孝公死后，被贵族诬害，车裂而死。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后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秦孝公近臣景监三见孝公，商鞅畅谈变法治国之策，孝公大喜。前359年任左庶长，开始变法，后升大良造。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这时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变法日久，秦民大悦。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前340年，率秦赵军败魏国公子昂将军，魏割河西之地与秦，将人民迁居至大梁，此时魏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功封于商十五邑。

商君之法太过刻薄寡恩，设连坐之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秦国贵族多怨。赵良劝说商君积怨太深，宜“归十五都，灌园于鄙”、“不贪商、于之富，不宠秦国之教”，商鞅不听。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嬴驷即位，公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毙”；欲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帅，亦不愿收留。后来商鞅回到商邑，发邑兵北出击郑国，秦国发兵讨之，杀鞅于郑国黾池，死后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于彤，灭商君之族。

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课本上“商鞅舌战图”插图，是当时这次大辩论的写照。

编辑本段商鞅变法

商鞅从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大规模地推行过两次变法。商鞅第一次变法在公元前356年，而不是公元前359年，杨宽《战国史》185页有这样一段说明：“《史记秦本纪》说：秦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为左庶长。’据此，秦孝公三年已‘用鞅法’，六年因‘百姓便之’，提升卫鞅为左庶长。但是《史记商君列传》说：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据此则下令变法，应在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卫鞅任左庶长之后。两说相较，当以后说为是。《战国策秦策》一说：‘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韩非子和氏篇》又说：商君之法，‘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八年而薨，商君车裂于秦。’王先谦《集解》认为‘八’上脱‘十’字，是对的。从秦孝公六年（即公元前356年）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以后，到二十四年孝公去世，首尾19年，以整年来计，正是18年。”据此，商鞅第一次变法应在公元前356年。

公元前340年，卫鞅设计生擒魏将公子昂，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过去夺走的西河地。魏惠王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此大功，受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15个邑，号为商君。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即秦惠王。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见他未带凭证，告以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想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他生擒公子昂，拒绝他入境。他回到自己的封邑，举兵抵抗，结果失败战亡，而后被下令车裂其尸。

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一、废井田，开阡陌（阡陌就是田间的大路）。秦国把这些宽阔的阡陌铲平，也种上庄稼，还把以前作为划分疆界用的土堆、荒地、树林、沟地等，也开垦起来。谁开垦荒地，就归谁所有。土地可以买卖。

二、建立县的组织，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织成县，由国家派官吏直接管理。这样，中央政权的权力更集中了。

三、迁都咸阳。为了便于向东发展，把国都从原来的栎阳迁移到渭河北面的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这样大规模的改革，当然要引起激烈的斗争。许多贵族、大臣都反对新法。有一次，秦国的太子犯了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必须上下一律遵守。要是上头的人不能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太子犯法，他的师傅应当受罚。”

结果，商鞅把太子的两个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都办了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上字。这一来，一些贵族、大臣都不敢触犯新法了。

这样过了十年，秦国果然越来越富强，周天子打发使者送祭肉来给秦孝公，封他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魏国不得不割让河西土地，把国都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

编辑本段商鞅两次变法的主要内容

公元前356年第一次变法，主要有下列几点：

1．颁布法律，制定连坐法，轻罪用重刑。将李悝《法经》颁布实行，增加了连坐法。就是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告发，同罪连坐，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不告发的腰斩。一家藏“奸”，什、伍同罪连坐。客舍收留无官府凭证的旅客住宿，主人与“奸人”同罪。

2．奖励军功，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规定斩敌甲士首级一颗赏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服劳役的“庶子”一人。爵位越高，相应的政治、经济特权越大。宗室、贵戚凡是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不能享受贵族特权。

3．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拏”（意思是尽力从事男耕女织的生产事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从事工商业和因不事生产而贫困破产的人，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隶）。

4、强调“以法治国”要求国家官吏学法、明法，百姓学习法律者“以吏为师”。

5、改法为律。强调法律的普遍性，具有“范天下不一而归于一”的功能。

6、轻罪重罚，不赦不宥。主张凡是有罪者皆应受罚。

7、鼓励告奸

8、用法律手段剥夺旧贵族特权。如废除世卿世禄制度。规定除国君外的嫡系以外的宗室，没有军功就取消其贵族身份。

9、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全面控制，剥夺旧贵族对地方政权的垄断权。

公元前350年第二次变法，主要有下列两点：

1．“开阡陌封疆”。破除过去每一亩田的小田界一阡陌和每一顷田的大田界一封疆，把原来的“百步为亩”，开拓为240步为一亩，重新设置“阡陌”和“封疆”。国家承认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私有权，在法律上公开允许土地买卖。

2．普遍推行县制。在未设县的地方，把许多乡、邑，聚合并成县，共新建31县。设县令、县丞，由国君任免。

编辑本段商鞅的历史评价

由于独尊儒术的缘故，历史上对于使用暴力手段进行快速改革的商鞅的评价并不是很好。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后人又说：卫鞅入秦，景监是因。王道不用，霸术见亲。政必改革，礼岂因循。既欺魏将，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宾！但是也有人肯定商鞅，比如王安石：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是在肯定商鞅的治国方略。而资治通鉴中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虽说商鞅刻薄，但也说明商鞅之诚信品质。在现代，尽管有少数不同声音，但大多数人承认商鞅是一个敢于触动旧势力、敢于改革的英雄。

编辑本段质疑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

商鞅者，法之大家也。

司马迁，史学之第一人也。

然而司马迁对于商君的评价却令我颇有异议。

太史公言：“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

看各类史书的记载，商鞅变法中的一大重要举措就是严刑峻法。一人犯罪，百家诛连；天子犯法，罪同受。

商君，实乃刻薄人也。

司马迁指责商君的三大罪状：言辞浮夸，不是本性；靠太监推荐得势；滥用刑法，手段欺诈。

我却不以为然。

言辞浮夸，乃是商君试秦孝公的真意也。

商鞅初次以帝道说秦王，秦王听得打瞌睡。那时候只有五个人可以用上“帝”这个字。

何为帝道？五帝之仁德教化致于天子之位也。由此见秦王不信他这一套。

再次以王道说秦王，孝公以为善却不用。此其意也不在王道。

再次以霸道说秦王，秦王和他语数日不厌。由此见秦王的真意其实在称霸。

秦王以为帝王之道久远，他不能等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

秦王志在强国，使己身显霸，如秦穆公般流芳后世而已。

商鞅，实善窥君王意者。

司马迁以为商君靠太监引见，不光彩。我们后人却不能这样认为了。

郑和不是太监吗？司马迁自己难道不是吗？此等人皆名垂青史，何处不光彩？

且为国举贤，匹夫有责，何以独耻于阉人？

“卫人商鞅，以一番变法图强的宏论打动秦孝公，官拜左庶长，受命主持秦国的变法。

面对上上下下或怀疑，或观望，或反对的目光，商鞅为法树威，出手不凡。

南门徙木，赏赐及于奴隶，一举而取信于民；杀甘龙，责太子，法令如山，一杀而慑满朝权贵。

法行数年，国家大治，民风大变，人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

秦国的羽翼丰满了。

而商鞅也因触犯权贵，结怨于太子，而给自己的未来埋下了危机。”

太监景监曾说：“商君乃无私之人。无私，于国则功无量，于己则害无穷。”

何也？

“不容人者不容于人”。

商鞅不容满朝权贵，又安能容于满朝权贵？

司马迁以为商鞅用刑太重，寡恩少义。数年间，因为商鞅之法而变成残废残疾之人几乎及一国之半。

然而，我有话要说。比起白起长平之战，一举活埋四十万俘军，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春秋战国无义战。那个时代，仁德这一词的分量，重于神灵；三皇五帝的仁政教化被推崇到了极至。而事实，那个时代，人的命，贱于草芥。

这是大时代的后幕。

司马迁，儒学之人也。

儒圣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

儒家言论，以德治国。

而我以为，以德治国，莫若以法治国。

德，修养也。法，底线也。德，圣人也。法，平民也。

从古至今，圣人有几人屿？

孔子游说列国，终身不馁，此可谓圣人也。然天下尊之，而莫一国用之，何也？

乱世纷争，尧舜之德道已经不适于当世。历史已经由人治，德治渐渐向法治过渡了。

朱元璋死时曾对他的孙子说：“吾治乱世，法不得不严；汝治平世，法当从缓。”

大明朝定下的严刑峻法，难道不比商鞅的峻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吗？世乱则民必乱，非严刑峻法不可定。

后来的法家集大成者韩非讲道于秦始皇时，也特别的言明，臣民是靠不住的，妻儿是靠不住的。臣民，就算君王给他一百个好处，而只要给他一个损处，他仍然会怨恨你。妻儿都指望君王快点死，他们当了太后和新君，便不再担心了。

只有法，而且要峻法，才是乱世真正的可靠。

只有法律，才是真的有利于君，也有利于民。

时代不同了，今日的我们，又怎能想象人命轻于草芥的世道？怎能想想战火硝烟中的列国角逐？

然而，所幸，事实胜于雄辩，历史说明一切。

如管仲，乐毅者，百世推崇，然观其利及国家后世，管仲不过使齐国富强不足百年，乐毅不过数年而已。

如商鞅者，历代贬低，司马迁不推，司马光斥之，然其利，及秦国百世乃至后世千年。

商君，刻薄寡恩人也。然而，我所敬畏，仰望的正是这样的商鞅。

商鞅，实法家之第一人也！

商鞅是法家的吗?

法家学派代表人物：管仲、商鞅、韩非子、申不害、李斯等。

1、管仲

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被誉为“法家先驱”。他主张国君应当以法治国，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和规范来规范社会秩序，促进国家稳定和发展。管仲在齐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实行军政合一、推行均田制等，使得齐国得以崛起并成为当时的强国。

2、商鞅

商鞅是战国时期的政治家、改革家和军事家，主张以法治国，并推崇严刑峻法。他在秦国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推行县制、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等，使得秦国得以迅速崛起并最终统一了中国。

3、韩非子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主张以法治国，并强调君主的权威和集权。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治理论体系，包括制定法律、法规和规范，设立司法机构，实行赏罚分明等。韩非子的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申不害

申不害是战国时期韩国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主张以法治国，强调“法”、“术”、“势”的结合。他主张制定法律、法规和规范，并强调君主的权威和集权。申不害的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李斯

李斯是秦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主张以法治国，并推崇严刑峻法。他主张制定法律、法规和规范，并强调君主的权威和集权。在秦朝统一中国后，李斯推行了一系列法律制度改革，推行“三纲五常”等，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法家

关于法家的形成,国内学者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法家的先驱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其早期代表为战国中期的李悝、商鞅、申不害和慎到,而战国末期的韩非则是先秦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作为法家先驱的管仲，治齐40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对外“尊王攘夷”,对内承认土地私有,发展工、商、渔、盐、冶、铁;举贤任能,寓兵于民,对人才、兵役、官吏等制度进行全面改革,收到了富国强兵的奇效,从而使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第一个霸王。早期法家大致分为三派: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韩非集早期法家之大成,主张三者相结合，作为加强中央集权的工具，从而系统地发展了法家的法治思想。对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韩非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的这些主张，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根据。法家的思想主要包括：特别强调法的作用，以法治国。倡导耕战。强化君主专制和独裁。法家关于社会的基本理论是历史进化说和人性好利说。法家在政治上使用的最基本的概念和范畴主要有法、势、术、刑、罚、赏、利、公、私、耕、战等。韩非说:“法者,编著之图藉,设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商鞅认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 他主张“不贵义而贵法”,“刑无等级” 。韩非也强调“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这是对“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宗法制度的否定。韩非“法治”思想,我们现把它归纳为四个方面来论述:依法管理、法不阿贵、厚赏重罚、赏誉同轨。“依法管理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法不阿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厚赏重罚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赏誉同轨刑之烦也,名之缪也;赏誉不当则民疑,民之重名与其赏也均。赏者有诽谤,不足以劝;罚者有誉焉,不足以禁。……赏誉同轨,非诛俱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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