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在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简介及学说思想

网上有关“儒家思想在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简介及学说思想”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儒家思想在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简介及学说思想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公元前551年（周灵王二十一年)孔子生。提倡仁、义、礼等价值，挺立道德主体，开创了儒家学派。弟子记其言行，杂以己言，战国初年成《论语》一书。公元前479年卒。

公元前483年（周敬王三十七年）,子思生。孔子嫡孙。相传《礼记》中之《中庸》、《表记》及《坊记》，均为子思所作，但无确据。大抵子思能绍述孔子遗教，所以与其后之孟子，合成思孟学派。卒于公元前402年。

公元前379～前372年（周安王二十三年～周烈王四年）孟子生。以复兴孔子学说为己任，主张性善论，为日后儒家学派建立严密的哲学体系。孟子及其弟子的学说集为《孟子》一书。卒于公元前294～前289年之间。

公元前340年（周显王二十九年）,荀子约生于此时，一方面继承儒家重礼义的思想，一方面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而主张性恶论。着有《荀子》。卒于公元前245年。

公元前200年（西汉高祖七年）,贾谊生。主张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加强中央集权，重农抑商。公元前168年卒。

公元前179年（西汉文帝元年）,董仲舒生。是儒学阴阳五行化的代表人物，着有《春秋繁露》。公元前104年卒。公元前134年（西汉武帝元光元年）

董仲舒作《天人三策》，提出天人感应、天不变道亦不变、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观点。

公元前53年（西汉宣帝甘露元年）,扬雄生。着《法言》、《太玄》等。公元18年卒。

公元79年（东汉章帝建初四年）东汉章帝召开白虎观会议，论五经异同，由皇帝裁决，班固奉诏撰《白虎通义》，是儒学独尊和阴阳五行化的标志。

768年（唐代宗大历三年）,韩愈生。排斥佛道，提倡儒家道统，为宋明理学张本。824年卒。

772年（唐代宗大历七年）,李翱生。着有《复性书》，提出复性说，为宋明理学之先驱。841年卒

993年（北宋太宗淳化四年）,胡瑗生。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讲明体达用之学，开宋儒性命之学先声。卒于1059年。

1009年（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李觏生。批评儒家贵义贱利的观点。有《直讲李先生文集》行世，1032年作《礼论》七篇。1059年卒。

1011年（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邵雍生。象数之学大师，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合称北宋五子，为北宋重要思想家。着有《皇极经世》等书。1077年卒。

1017年（北宋真宗天禧元年）,周敦颐生。宋明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在《太极图说》中提出无极而太极的天道论观点。其所提出的太极、理、气、性命等，成为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有《周子全书》。1073年卒。

1020年（北宋真宗天禧四年）,张载生。创关学。提出太虚即气说，从儒家天道论的观点拒斥道、佛的形上学观点。又提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等区分之观点。有《张子全书》。1077年卒。

1032年（北宋仁宗明道元年）,程颢生。次年，程颐

生。世称二程，理学奠基人。程颢有《明道文集》，中以《定性书》、《识仁篇》为着。其学称为洛学，为北宋理学之大宗。主性即理，然亦重视天道。程颐主性即

理，于工夫尤多措意。有《伊川文集》、《伊川易传》等传世。他们的着作收入《二程全书》。1085年，程颢卒。1107年，程颐卒。

1050年（北宋仁宗皇佑二年）,谢良佐生。与游酢、杨时、吕大临并称程门四大弟子，认为心为仁，为天之理。着有《上蔡语录》。1103年卒。

1053年（北宋仁宗皇佑五年）,杨时生。思想接近大程，有《龟山集》。1135年卒。

1106年（北宋徽宗崇宁五年）,胡宏生。以道为体用总名，倡言仁其体，义其用，合体与用，斯为道矣，创湖湘学派。着有《五峰集》、《知言》。1162年卒。

1130年（南宋高宗建炎四年）,朱熹生。其学本二程而又能汇通各家，故为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复以朱注四书流行，影响后代思想极大。其学说在天道论方面继承程颐讲性即理，在工夫论方面倡言格物致知学说。平生着作极多，主要有《四书集注》、《朱子大全》、《朱子语类》等。1200年卒。

1133年（南宋高宗绍兴三年）,张栻生。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先生，有《南轩集》。1180年卒。

1134年（南宋高宗绍兴四年）,薛季宣生。创永嘉学派。1173年卒。

1137年（南宋高宗绍兴七年）,吕祖谦生。《东莱文集》等。1181年卒。

1139年（南宋高宗绍兴九年）,陆九渊生。为心学派的开创者，提出心即理，发明本心等观点。有《象山先生全集》。1193年卒。

1141年（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杨简生。陆九渊弟子，有《慈湖遗书》。1225年卒。

1143年（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陈亮生。永康学派创始人，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有《龙川文集》。1194年卒。

1150年（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年）叶适生。主张功利之学，有《习学记言序目》、《水心文集》等。1223年卒。

1167年（南宋孝宗干道三年）蔡沈生。耽于象数学，有《书经集传》等。1230年卒。

1175年（南宋孝宗淳熙二年）朱熹、陆九渊有鹅湖之会，前者代表理学学派，后者代表心学学派，两家就工夫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1178年（南宋孝宗淳熙五年）真德秀生。有《西山文集》等。1235年卒

魏了翁生。有《鹤山全集》。1237年卒。

1181年（南宋孝宗淳熙八年）陆九渊登白鹿洞书院讲学，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义。

1185年（南宋孝宗淳熙十二年）陈亮访问朱熹，此后三年两人书信往还，讨论王霸义利问题。

1187年（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陆九渊登贵溪应天山讲学。居山5年间，与朱熹辩论太极、无极问题。

1209年（南宋宁宗嘉定二年）许衡生。有《鲁斋遗书》。1281年卒。

1249年（南宋理宗淳佑九年）吴澄生。与许衡齐名。1333年卒。

1389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薛瑄生。着有《读书录》，为河东学派代表人物。1464年卒。

1428年（明宣宗宣德三年）陈献章生。重心性之学，有《白沙集》。1500年卒。

1465年（明宪宗成化元年）罗钦顺生。主张理在气中。1547年卒。

1472年（明宪宗成化八年）王守仁生。发扬光大陆九渊之学，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学说，形成阳明学派，是明代理学的大宗，影响至今不息。有《传习录》、《大学问》等。1529年卒。

1474年（明宪宗成化十年）王廷相生。主张理根于气，有《慎言》、《雅述》等。1544年卒。

1483年（明宪宗成化十九年）王艮生。创立泰州学派。1541年卒。

1496年（明孝宗弘治九年）钱德洪生。王守仁学说的传人，有《绪山会语》。1574年卒。

1498年（明孝宗弘治十一年）王畿生。王守仁之学传人，有《王龙溪集》。1583年卒。

1509年（明武宗正德四年）王守仁在贵阳书院讲授知行合一与致良知学说。

1517年（明武宗正德十二年）何心隐生。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有《何心隐集》。1579年卒。

1527年（明世宗嘉靖六年）李贽生。猖狂不拘世法，然亦能出己见。如以人心之私，乃自然之理，且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以及「圣人与凡人一」等，皆别有所见。着有《焚书》、《藏书》等。1602年自杀。

1528年（明世宗嘉靖七年）王艮讲学于阳明书院，讲百姓日用即道。

1578年（明神宗万历六年）刘宗周生。反对王守仁致良知教，主张诚意、慎独之学，创立蕺山学派，是明代理学的殿军。有《刘子全书》、《刘子全书遗编》。1645年卒。

1584年（明神宗万历十二年）孙奇逢生。与黄宗羲、李颙并称三大儒。1675年卒。

1604年（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陈确生。反理学和佛学。1677年卒。

顾宪成、高攀龙始讲学东林书院。

1610年（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黄宗羲生。启蒙思想家和思想史家，主张「盈天地皆心也」的心学观点，政治上批判君主专制。1662年着《明夷待访录》，1676年《明儒学案》成书，并着有《宋元学案》等。1695年卒。

1611年（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方以智生。着作宏富，有《物理小识》、《通雅》、《东西均》等。1671年自杀。

1613年（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顾炎武生。以音韵治经，开清代朴学之风。1662年着《天下郡国利病书》，1670年始刻《日知录》8卷。1682年卒。

1619年（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王夫之生。宋明理学的总结者。提出无其器则无其道、变化日新及行可兼知等观点。着述甚丰，着作被集为《船山遗书》。1692年卒。

1627年（明熹宗天启七年）李颙生。讲学关中，有《四书反身录》、《二曲集》。1705年卒。

1629年（明思宗崇祯二年）刘宗周讲学蕺山，黄宗羲侍讲席。

1635年（明思宗崇祯八年）颜元生。提倡实学。1704年卒。李塨传其学，世称「颜李学派」，二人着作编为《颜李遗书》。

1642年（明思宗崇祯十五年）李光地生。深得康熙皇帝赏识，奉命主编《性理大全》、 《朱子大全》等书。1718年卒。

1723年（清世宗雍正元年）戴震生。主张理存于欲，批判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是以理杀人的工具。有《孟子字义疏证》等。1777年卒。

1763年（清高宗干隆二十八年）焦循生。认为人有智慧，能进化，进化必有赖于习行，同时主张人性善。有《孟子正义》等。1820年卒。

1775年（清高宗干隆四十年）凌曙生。公羊学家，有《春秋繁露注》、《春秋公羊孔疏》等。1829年卒。

1776年（清高宗干隆四十一年）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成书。

1791年（清高宗干隆五十六年）刘宝楠生。有《论语正义》等。1855年卒

1792年（清高宗干隆五十七年）龚自珍生。开近代以公羊议政之风，有《定庵文集》。1841年卒。

段玉裁编《东原先生文集》。

1794年（清高宗干隆五十九年）魏源生。初尚宋儒理学，后主今文。师刘逢禄，习公羊春秋，与龚自珍相友善，并称「龚魏」。宣传变法，有《海国图志》、《古微堂集》等。1857年卒。

1811年（清仁宗嘉庆十六年）曾国藩生。理学家，有《曾文正公集》等。1872年卒。

1837年（清宣宗道光十七年）张之洞生。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劝学篇》等。 1909年卒。

1848年（清宣宗道光二十八年）孙诒让生。着有《周礼正义》和《墨子间诂》等。1908年卒。

1858年（清文宗咸丰八年）康有为生。以公羊学托古改制，引起近代思想界的震动。1927年卒。

1865年（清穆宗同治四年）谭嗣同生。主张变法，有《仁学》。1898年遇害。

1869年（清穆宗同治八年）章炳麟生。古文学大师，有《章氏丛书》等。1936年卒。

1873年（清穆宗同治十二年）梁启超生。与其师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倡言变法维新。倡导用新方法研究学术史，启蒙之功不可掩。着作编为《饮冰室合集》。1929年卒。

1884年（清德宗光绪十年）刘师培生。国学大师，着作由钱玄同编为《列申叔先生遗书》。1919年卒。

1885年（清德宗光绪十一年）熊十力生。当代新儒主要开宗人，援佛入儒，建立新唯识论的哲学体系。着有《新唯识论》。1968年卒。

1893年（清德宗光绪十九年）梁漱溟生。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等。1988年卒。

1895年（清德宗光绪二十一年）钱穆生。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是当代中国学术重镇新亚书院的主要创办人。1990年卒。

冯友兰生。着有《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多种，为新儒家重要代表人物。1990年卒。

1896年（清德宗光绪二十二年）康有为着《孔子改制考》。

1902年（清德宗光绪二十八年）贺麟生。有《文化与人生》、《当代中国哲学》等。1992年卒。

1909年（清宣统元年）唐君毅生。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在港台和海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其哲学体系为心灵九境说。代表着作为《中国哲学原论》、《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1978年卒。

牟宗三生。当代新儒家大师，与唐君毅并称唐牟，建立道德的形上学及两层存有论的哲学系统。着有《心体与性体》、《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和物自身》、《圆善论》等。1995年卒。

1921年梁漱溟所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是书为当代新儒家的重要文化哲学着作。

1923年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做名为《人生观》的讲演，「科学与玄学论战」展开。

1949年梁漱溟完成《中国文化要义》，认为中国文化的支柱是孔子精神及儒家思想。

1950年钱穆、唐君毅等在香港成立新亚书院，成为现代新儒家兴起和发展的主要学术基地。

1958年唐君毅、张君劢、徐复观、牟宗三等人在香港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全面表述当代新儒家的文化现代化观点。

1966年唐君毅所着《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出版。1968年《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出版。1973年《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出版。1975年《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出版。

1971年牟宗三所着《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出版。

1975年牟宗三所着《现象与物自身》出版。

1977年唐君毅所着《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出版。

1985年牟宗三所着《圆善论》出版 。

文学批评的文学批评方法

人文主义（humanism）

人文主义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因为许多不同的人称自己或被称为人文主义者，而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对人的观念可能很不相同。有些人文主义观念互相之间非常矛盾。在自由民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新教或天主教的思想学派中都有人文主义的派别。甚至古罗马的时候就已经有今天可以被称为人文主义的思想流式。那时的人文主义当然与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非常不一样。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和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人文主义往往被称为历史主义，而威廉·冯·洪堡的人文主义则与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完全不同。文艺复兴时期哲学被看作是思想的根本，而在洪堡的时期科学被看作思想的根本。

人文主义是一种哲学理论和一种世界观。人文主义以人，尤其是个人的兴趣、价值观和尊严作为出发点。对人文主义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容忍、无暴力和思想自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最重要的原则。

现代的人文主义开始于启蒙运动，在启蒙运动中人文主义被看做是不依靠宗教来回答道德问题的答案。在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中，超自然的解释一般被忽略，人们将这种人文主义也称为“世俗人文主义”。

词语概念

作为文艺复兴核心思想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社会思潮。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最初形式。它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

作为历史概念

在欧洲历史和哲学史中，人文主义主要被用来描述14到16世纪间较中世纪比较先进的思想。一般来说今天历史学家将这段时间里文化和社会上的变化称为文艺复兴，而将教育上的变化运动称为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这个词实际上很晚才出现，它来自与拉丁文中的humanitas，古罗马作家西塞罗就已经使用过这个词了。德国启蒙运动时代的哲学家将人类统称为Humanit?t，当时的人文主义者称他们自己为humanista。而Humanism这个词却一直到1808年才出现。

唯一进路

根据前面的疏解，人文主义在西方文化中的不同发展阶段，其特点和功效容有差异，然其所以成立的机缘却是惊人的一致，这便是唐君毅所说的都是“由于欲对治或反抗某种文化上的偏蔽而兴起”，而决不是从人自身的觉悟而进入。这两种进路，前者取外在的反显观解进入人文主义，后者取内在的主体证悟进入人文主义。前者不能开“道德主体”之门；后者可以开“道德主体”之门。但真正的人文主义，唯有开“道德主体”之门，才能臻于综摄的笼罩形态，而成为领导文化生命的最高原则。因此，始终未能叩开“道德主体”之门，为西方人文主义各阶段的最大特点，也是形成其限制的根本原因。

西方的人文主义之所以不能打开道德的主体之门，这与西方文化中的思考方式有密切的关系。前面说过，西方文化是以“神本”或“物本”占统治地位。就“神本”来说，这是要拉空甚至撤消人的主体性，把一切都交付于至高无上的神。所以，在宗教上越虔诚，便越是要消解掉自己的主体性，“将自己投掷于神的面前而彻底皈归于神”。在这里，当然不存在打开主体的问题；再就“物本”来说，西方文化的心思全在把握外物之理上，这样，以客体为主而欲把握其理，则主体方面最当行的机能便是“理智”，理智扑着外物转而活动。主体若只限于扑着外物而转的理智上，至多只能尽观察、分析、推理之能事。并不能打开主体之门，超越地分析、批判主体的各种能力。故主体之门在“物本”这里依然是闭锁的。克就西方的人文主义而言，虽然西方的人文主义者叫嚣要回到“人本”，然切就他们所开出的人文主义而言，如前所述，并没有真正地回归到“人本”，或者说，并没有真正打开“人”这个“本”。就他们所开出的人文主义的形态来看，实际上依然是停留在“物本”上，至多只是一种特殊的“物本”。也就是所，他们只是把“人本”作为一种特殊的“物本”，这当然也不能开“人”这个主体之门了。这样看来，无论“神本”、“物本”，还是所谓的“人本”，都是站在“客体”方面而有所成，并不能收缩回来站在“主体”方面，叩开主体之门以见其所成。在西方文化中，真正能触及主体之门的是作为启蒙思想的完成者和克服者的康德。康德从客体方面收缩回来，以三大批判分别透显主体在成就知识、道德和审美三个方面的能力。他在这三个方面的哥白尼式的回转，使得他不但在启蒙思想所提出的“抽象知性”的基础之上，进一步透显了知性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启蒙思想的完成者。而且进一步检定了知性主体的限度，从而更进一步地透显出道德主体和审美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启蒙思想的克服者。但是，康德毕竟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他之透显各种主体，乃是通过先验的批判，他要拉掉内在于生命的存在感受，这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的哲学思考。此适合于讲批判哲学，但并不适合于讲人文主义，因为人文主义，如前所言，必须内在于生命而开启一个质实的居间领域。而康德由先验批判而透显的主体，无法避免其抽象性，他所透显的各种主体，只是知识的逻辑圆满。也就是说，他只是把各种主体作为知识放在他的义理系统中予以解析，检定限度、厘清分际。这样，各种主体在康德那里，只是有概念性、形式性，故我们说康德只是触及了主体之门。

但人文主义要成为领导文化生命的最高原则，就不能从康德的那种概念性的主体之门进入。因为概念都有一定的内涵和外延，这表示任何概念都有一定的限制性。但作为文化生命领导原则的人文主义，不能有这种限制，它应该是“一切建构一切成就之本”，这是现代新儒家对人文主义的基本看法。故唐君毅说：“人文主义不仅不会与一切含真理的主义相敌对，而且他（它）正当肯定在各种人类文化领域中，之各种主义相对的价值”。这就是说，真正的人文主义是以人为“本”来建构人自身的文化，而不是一种哲学学说之一，故应该综摄、消融一切有价值的思想与文化。现在的问题是：人文主义的开启点在哪里呢？要找到这个开启点，这既不能取西方各阶段的人文主义所走的外在的反显观解之路，因为如前所述，它们并没有真正地回归到人这个主体之上；亦不能取康德的先验批判而透显各种主体之路，因为同样如前所述，这各种主体因其形式性与概念性的限制，并不能完成人文主义所本有的综摄、消融一切有价值的思想与文化于其内的理想形态。这样，要找到人文主义的开启点，便只能走中国文化内在于生命、生活的逆觉、证悟之路。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中国文化就是要在人的具体生命中凸显出这个“几希”，以开启其内在于人的生命、生活的人文世界。这个“几希”既确保了人之为人的意义，并由此而开启了真正的人的生活。但这个“几希”并不同于十八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者，如歌德，借助柏拉图的“理型”而提出的“人格”概念，它是内在生命、生活而逆觉、证悟出的一个精神实体。这个精神实体可以切就孟子的“性善论”而说“性体”，亦可以切就阳明“良知教”而说“心体”，其实皆是一“道德的主体”。中国文化始终肯定在人的生命中有一个完全可以自我作主的道德主体，只要去作操持涵养的工夫，则这个主体便自然会在生命中呈现。故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孟子亦曰：“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在中国文化里，通过人格的修养工夫而呈现的道德主体（心体或性体），才是真正的人之“本”，人文世界即是由这个“本”所开启。正因为人文世界系由道德主体所开启，故它并不是一种义理系统，而是一种精神境界，乃至强健的生活态度（“强健”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意），这就不是西方的人文主义所能尽其意的了。所以唐君毅说：“将中国之人文主义译为Humanism时，在内涵上受了委屈。”中国的人文主义是在由道德主体所开启的精神境界中综摄一切真理，消融一切价值，即在这种精神境界的润泽中，一切真理与价值不至于发生偏执与流弊。这若借用庄子的话说，便是：“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庄子?天下》）。

西方各阶段的人文主义，为了救治文化上的偏执与流弊，外在地、对显地构造一义理系统，其结果是虽克服了这一种偏执与流弊，而自己却不知不觉地生发了另一种偏执与流弊，这个中的关键是：他们始终没有找到文化的生发点，以中国文化来说便是：道德的主体没有被打开，文化便不能依靠人自身的觉悟而臻整全。其结果便是：“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而不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庄子?天下》）。中国的人文主义之所以能使一切调适而上遂，关键是它打开了一个“宏大而辟，深闳而肆”的道德主体，故在这里的一切，可以“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何以能如此呢？乃是因为人类的一切文化成就，皆系这个“宏大而辟，深闳而肆”的道德主体依其自身觉悟所渐次开发出。这样，人类的文化成就便不是“得一察焉以自好”的主观建构，而系这个作为文化基点的道德主体质实地流出。关此，牟宗三曾有一妙解。他认为，中国文化内在于生命、生活本身所觉悟到的道德主体，它是一个圆轮，亦是一个中心点，或者说“道枢”，人若在此不能提挈得住而得其全，则这个圆轮亦可上下、内外、正负地开，此上下、内外、正负之开即是世间各种文化系统和哲学：

1、上下的开。道德的主体一旦成为生命的主宰，则上帝亦可内在化，人若不能随此的内在化而提升生命，则多从人的负面性（如罪恶）与有限性着眼而蛰伏于上帝的全知全能全善的威严之下，此即是基督教的形态。

2、内外的开。道德主体本是“宏大而辟，深闳而肆”的，这表明文化系由这个主体由内向外的开辟。但人若只站在外面的某一点，见其相对的客观性与独立性，由此而展开为文化或哲学。如：就宇宙论方面说，“脱离那主体主义的中心而向客观主义走，建立那客观建构的宇宙论”；就存有论方面说，“脱离那主体主义的中心而向客观的独立的存有本身之体会走，建立那客观自性的存有论。……面对实有而站出来，把自己掏空，一无本性，一无本质，然而完全服役于实有便是人的本性、人的本质”。西方文化中的各式的宇宙论、存有论（或本体论）大约皆如此，这用《易经》的话说，便是“后天而奉天时”的开。然而这些各式的宇宙论、存有论（或本体论）若要寻求其最后的根据，必须克就道德主体，至“先天而天弗违”的合，始能最后站得住。

3、正负的开。从道德主体的践仁尽性达到圆熟之境，则一切平平，一切落实，即儒家的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境界。但人若在此平平落实处，只见到那形而下的器而胶着于事相上，则易从负面着眼，从“空”、“无”两方面来观察宇宙人生。从“无”方面说：“无”却那事相对事相的执着，人为造作的不自然，而超显那自然无为的境界，此即为道家；从“空”方面说：“空”却那事相缘起流转的自性而当体证空，此即为佛教。

4、最后，道德主体的践仁尽性而至圆熟平平之境，则“抬头举目浑全只是知体著见”，则是“天下归仁”。但人若在此提挈不住，不知是“知体著见”，而只见到“抬头举目”之生理活动，如是，只去研究这生理活动本身，此即为科学。

以上所说，包括宗教、哲学和科学，均系于道德主体所开发出，这才真正尽了“人文主义之为一切建构一切成就之本”的全蕴，这才真正使人文主义成为一个综摄的系统，不与一切含真理与价值的文化相对立，并能使之调适而上遂，成为领导文化生命的领导原则。正因为如此，方可以说，要完成人文主义的全蕴，其唯一进路便是打开“道德主体”之门。

但上述牟宗三的分疏，完全是一种理论的解说，是切就“道德主体”作为文化之本的义理解析。但人文主义，前文说过，必须内在于生命、生活本身开启一个质实的居间领域。人的内在于生命、生活的质实的居间领域主要包括：欲望的满足（幸福）、宗教的祈向和美的愉悦（审美）。真正的人文主义必须意涵这三个方面，才能内在化“神本”与“物本”，真正地回到人这个“本”上来。这才是真正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这里将主要论述中国由“道德主体”所开启的人文主义在“幸福”问题上具有怎样的表现和深刻内涵。后两个问题将留在本文之下篇中讨论。

发展与不足

“人文”二字虽为中国文化所固有（《易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但人文主义却是西方文化中Humanism一词的译语，也有人把它译成人本主义。所谓“人本”在西方文化中是相对于“物本”和“神本”而言的。然西方文化占强势地位的是“物本”和“神本”，前者成就科学和形而上学（哲学）；后者成就宗教信仰。人文主义只是在“物体”和“神本”之间作一些补漏救弊的工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唐君毅才说：“西方之‘人文主义’，差不多均是由于欲对治或反抗某种文化上的偏蔽而兴起。”也正因为如此，牟宗三才说：“在西方学术思想传统里，人文主义不是主流。而且它也是潜伏在那里，时隐时显，因此它始终没有彰显出来，完成其自身之系统，以为领导其文化生命前进之骨干。”这就是说，人文主义虽然是西方文化中提出的概念，但因“人”这个“本”被“物本”和“神本”给闷住了，故从人文主义在西方文化的发展来看，并不能尽人文主义的全蕴。那么，在现代新儒家看来，人文主义在西方文化的发展中到底有哪些限制与不足呢？

人文主义在西方文化中的发展，若就其粗线索勾勒，可分为西塞罗时代的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十八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这三个阶段的人文主义其具体内容或容有差异，然就它们的基本性格而言，皆不能担当领导西方文化生命的使命，则系其共性。因为它们有其不可克服的限制与不足。关于西方人文主义的限制与不足，牟宗三在其《人文主义的完成》一文中有详细的分疏与指陈。首先，看西塞罗时期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一概念，在希腊并未成立，其成立在西塞罗时期的罗马，故西塞罗是西方文化史上第一个意识到人文主义内容及其价值的人。他之所以有这种自觉的意识，牟宗三认为：“是由于罗马原是一野蛮民族”，故西塞罗的人文主义自觉“正表示野蛮无文的民族开始自觉到自己之野蛮，自己之纯为赤裸裸的原始生命之不足，反省到自己之寒伧，而想要过一种有文化的生活。……西塞罗的人文主义，正尽了这个责任。”但因这个责任只落实在“现实生活之重自由、尊理性、富美感，这种广泛意义的生活情调”之上，因此，这时的人文主义只注意到广度方面的礼仪规范之上，并没有由此复向内向深处开发，以彰显出人文主义得以成立的文化生命的最后根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人文主义自觉，正如唐君毅所说，是基于由外在的观解而来的补漏救弊，并非直接从人之自身而要求自立起来。这实际上并不是自觉，而是他觉，依他而觉。这样一来，此时的人文主义则既有其成就，亦有其限制。其成就在：这种人文主义能极成有教养、合规范的社会政治生活；其限制在：这种有教养、合规范的社会政治生活，只是外在的重秩序、尚和谐，实不能凝聚收摄于人的生命中而得以最后的贞定。因此，可以说，此时的人文主义所成就只是外在的、形式的、美的人间境观，而这种美的人间境观因是外在的、形式的，因而是松散的、虚脱的，随时可以滑坠堕落。这是因为，人文主义若只落实在现实的生活情调之上，即是松散的、无“本”的，而无“本”，则自身并不能挺立得住。其次，再来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之得到世界的意义，是在这个时期。但这个时期的人文主义，依然承继了人文主义在西方文化中的发展传统，是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桎梏的对治和超克。故此时的人文主义还是停留在外在比照之后的补救，而不是人自身的自觉自立。Renanissance的本来意思是“人的再生”，即把人从神的蛰伏之下解救出来。所谓“再生”，依牟宗三的理解，就是：“对于现实的人生，现实的自我，个性的自我，有一种春天之情的喜悦感，而且有一种现实的人间爱”。这样，因重视个性的自我，人的普遍的理性的一面被忽略，而特别重视人的气质性的一面。因此，可以说，此时的人文主义因对治基督神学而标举的人的再生，实乃对人的才情等气质之性的肯定。所以，文艺复兴时期有很多在才情上表现其创造力的科学家、艺术家。对人的特殊的气质之性的肯定，同西塞罗时期的人文主义尚只停留在外在的和谐的社会政治生活的美的境观之上，可以说是更进一步地收摄到人自身上来，这是人文主义发展中的一大进步，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最大成就，因为对于人文主义来说，这是逐渐回归到“人”这个“本”上来了。但必然指出的是：人文主义对生命的反省若只到这种程度，而把人文主义得以成立之“本”建基在人的气质之性上，则依然有其不可克服的限制。这种限制——依牟宗三的看法——主要表现在：此时的人文主义尚不能由个性之我进一步内透反显出一个与“神”通的普遍的自我。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总是同基督教神学对显而成立，其个中关键是：此时的“人”，即个性自我只是一个浑沦的整全，尚缺乏反省的破裂、超越的分解的内在工夫，而见一个超越的普遍自我，以作为个性自我的领导原则。这样一来，“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虽表示人性的觉醒，个性自我的觉醒，然其所谓人性仍只是对自神本落下来而说，而落下来自其自身而观之，又只是一个浑沦的泛说，而个性自我亦只是一个浑沦的整全，因此亦只偏于就才情气而说”。于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精彩由此出焉，其流弊亦由此出焉。其精彩处乃在：能尽人之才情的个性创造，而产生出伟大的科学和艺术；而另一方面，正如唐君毅所言，也使得“人之一切自然本能，蛮性的权利意志，向外征服欲，得一尽量表现之机会；而形成近代文化中另一种人之神性与其兽性之纠缠”。这便是其流弊之所在。最后再来看十八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这个时期的人文主义是对启蒙思想的“抽象的知性”的反抗而成立。而启蒙思想则是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反省而作的凝敛、收缩与沉着。前面说过，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因执着于生命个性的欢欣而成就了伟大的科学和艺术，但这种成就是基于个体生命对大自然的爱好与追逐，它并没有收缩回来在主体内作一超越的反省与分解。因此，这个时期的科学成就大多尚处于经验层面，而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的知识之学并没有成立。启蒙思想就是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那种个体生命的爱好中收缩回来，沉着而为知性的精神。所谓知性，就是逻辑数学所规定的“思想主体”（注意，这个“思想主体”并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因为它——若按康德的哲学来讲——实只是一些先天形式，如时空或范畴，如质、量、关系、模态的范畴等，故它是普遍的、客观的、抽象的。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这样一来，“知性”一出现——依牟宗三的看法——“则人之心灵之具体而浑全的活动即被破裂分解而为各方面的形态。知性与直觉分开。因此，了解人的本质亦以‘抽象的理性’视为人之本质”。主体为纯知性，客体为纯自然，知性为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这种收缩回来的基于主体的超越的反省与分解，使得“学之为学”的知识之学得以成立。这是启蒙思想的最大贡献。但另一方面，正如牟宗三所言，使得启蒙思想脱离了人文主义的母体，而成为“非人文的”。因为，若仅以“抽象的知性”视为人的本质，则势必将人的丰富而质实的内容拉空，而人文主义必须从整全性、丰富性和质实性来看人。这是十八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者起来反抗启蒙思想的根本原因。十八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起初是由一批文学家所发起，被称为狂飙运动。他们从一种新的生命感情出发，而反对启蒙思想的“抽象知性”的僵化、空疏。尽管狂飙运动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一样，均是从一种生命之情而进入，但狂飙运动有进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地方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与中世纪的神本对立，与宗教不相融；而狂飙运动则通过对生命的深深体验，则见出了宇宙大生命的无限性与弥漫性，从而有一种泛神论的倾向。尽管这与真正的宗教精神尚有很大的距离，但可以见出此时的人文主义与神本并非绝对地不相容了。但这，正如牟宗三所言，毕竟是基于文学情调的主体主义的浪漫精神，这是一种绝对的主观主义，然人文主义必须由主观主义而进到客观主义，主体的客观主义。后来的莱辛、歌德适时地提出“人格”的概念，就是要把人文主义由主观主义向客观主义牵引。

他们借用柏拉图哲学中的Idea（理型）概念，把“人格”作为生命的理型而内在化于生命之中，导入人文主义之中，从而使人文主义克服主观主义的浪漫精神而走向客观主义。这样，人在其自身之中有其内在的形成法则，各个人都是从内的无限发展达到其整严规定的个性。牟宗三认为：“有了人格概念，先把自己的生命内在地客观化，然后始能肯定人间的一切人文活动，见出其能完成人格的教养作用。这就是移向客观主义”。

所以，在歌德的基于人格的人文主义看来，人格的发展是个性，同时也是整全性。完全的个性，不能不是“全人”，但不是全知全能，而是人的一切能力都得到充分而健全的发展。这便克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因对单纯个性的喜悦，而使得人的能力虽得以充分发展，却又与兽性相纠缠的弊端。这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的最大贡献。然而，歌德等人根据柏拉图哲学的“理型”而提出“人格”的概念来进入人文主义，其弊端也是极其明显的。生命诚然要客观化，从而开出其意义与价值。但歌德等人取途于柏拉图的“理型”，则是不够的，因为柏拉图的“理型”是从对象方面，以一种美学情调的观解，再佐以逻辑思辩，而把握的“体性学的有”，一种纯“形式的有”。这是一种思辩哲学，由此而进入人文主义并不能尽其全蕴，因为人文主义必须依仗生命自身的觉悟而开启一个质实的居间领域。也就是说，依据柏拉图的“理型”而提出的“人格”概念并不能尽人性主体之切义，不能树立人之为人的“道德主体性”，并以之真正开辟出价值之源与理想之源。

以上论述了人文主义在西方文化中的发展，尽管在西方文化“神本”或“物本”的压迫之下，作为“人本”的人文主义并不是主流，然而它毕竟或多或少地尽了它提澌心灵、润泽生命的功效。但是，如上所述，它的限制性又使得它不能成为综摄而笼罩的形态，而成为领导文化生命前进的最高原则。那么，形成西方人文主义的限制性的关键点在哪里呢？人文主义建基在哪里，方能成为领导文化生命前进的最高原则？

辩证性评价

现代的人文主义开始于启蒙运动，在启蒙运动中人文主义被看做是不依靠宗教来回答道德问题的答案。在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中，超自然的解释一般被忽略，人们将这种人文主义也称为“世俗人文主义”。

世俗主义又分为很多支流，例 如无神主义、怀疑主义、理性主义，及启蒙运动以后所 产生的种种学说流派。世俗主义的基础信念是无神，因此研究道德、学问，不论是人伦、教育、科学等，都是 从无神的观点出发。这思潮在十八世纪末，即美国立国 期间，盛行于南欧一带，尤以法国为甚，对于当代的文 学、艺术、戏剧、教育等，都带来极大的冲击。世俗主义者中，也有自称信有神的自然神论者，不过他们眼中的 上帝是创造后便撤手不顾，不管这个世界，所以他们的 理论和无神论者如出一辙。世俗主义的思想，可说与基督教全面对立。基督徒信圣 经是上帝的启示，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人的自由须对 上帝和对人负责；世俗主义者不信上帝，不信圣经是上 帝的启示，他们鼓吹“自由、快乐、不受约束”。

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者大力倡导尊重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而启蒙运动中的人文主义则始终抱着“人是可以得到完善的”这一希望。人是世界的最高理想，因此自然界中的其他一切不过是用来实现这个理想的工具而已。

人文主义特点

第一个特点

第一，神学观点把人看成是神的秩序的一部分，科学观点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两者都不是以人为中心的，而与此相反，人文主义集中焦点在人的身上，从人经验开始。它的确认为，这是所有男女可以依据的唯一东西，这是对蒙田的“我是谁”问题的唯一答复。但是，这并不排除对神的秩序的宗教信仰，也不排除把人作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作科学研究。但是这说明了这一点：像其他任何信仰——包括我们遵循的价值观，还有甚至我们的全部知识——一样，这都是人的思想从人的经验中得出的。

第二个特点

人文主义信念的第二个特点是，每个人在他或她自己的身上都是有价值的——我们仍用文艺复兴时期的话，叫做人的尊严——其他一切价值的根源和人权的根源就是对此的尊重。这一尊重的基础是人的潜在能力，而且只有人才有这种潜在能力：那就是创造和交往的能力(语言、艺术、科学、制度)，观察自己，进行推测、想像和辩理的能力。

这些能力一旦释放出来，就能使人有一定程度的选择和意志自由，可以改变方向，进行创新，从而打开改善自己和人类命运的可能性——我强调可能性，不是比这更多的东西，不是肯定性。

为了要

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着力于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歪曲的揭露，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倾心于以女权的视角解读经典作品，到8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深入到“性别诗学”的研究。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尔瓦特的著作就以《走向女权主义诗学》为题。从诗学的视角展开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成为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动向，从文学语言、叙述方式、文体类型等视角，研究女性文学特有的表达方式。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努力建立中国文学批评的“女性诗学”，在接受借鉴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诗学传统，努力建构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努力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既关注女性的社会性地位和角色，也不放弃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学性的研究；既强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诗性的分析与探究，又加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文化的关注。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形式都不能是截然独立的，它与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正如肖尔瓦特所说的：“如果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它的另一对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肖尔瓦特《新女性主义批评》)既不能忘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妇女运动的背景，也不能无视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就，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一、在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与理解中，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内涵、特征等有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奠定和拓展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研究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拓展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在摆脱男权意识统治下的文学史写作传统中突出了女性文学的新视阈与新风貌。三、以女性主义的方法观照与研究中国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尤其注重对新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研究，使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在关注女性意识和女性文本中，呈现出一道新的靓丽的风景线。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影响了当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其越来越强盛的声势促进了诸多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萌动与显现，使众多女性文学创作洋溢着浓郁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色彩。

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缘于妇女解放运动不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不在意于通过文学批评为争取女权的政治运动提供思想武器，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其说　是对男权意识、男权政治的颠覆，倒不如说是意在对女性意识、女性文学的强调、推崇与展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始终基本囿于文学的范畴之内，并未走向文化学、政　治学的视阈之中，在“双性同体”、“躯体写作”、“性别政治”等话语运用中，却也常常潜在地、不自觉地陷入了男性的视阈与价值体系的规范之中。

综观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就与现状，我们也看到其中存在着的一些不足之处：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中国的理论与话语。由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基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的理论、话语、方法基本沿用西方的，有时甚至可以说全盘照抄。由于东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立足点等不同，由于东西方文化与女性文学本身的不同，在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中，常常有与文学实际的脱节疏离之处，甚至有时成为隔靴搔痒难以贴肉。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由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是基于对女权政治的关注，对妇女解放的关注，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某种视阈看是一种政治学批评、社会学批评，因此大多忽略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很少从文学特性的角度研究女性文学，而往往仅从女性意识、性别抗争、女性命运、婚恋主题等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研究，而甚少从文体特征、叙述方式、语言风格、象征隐喻等视阈展开批评，以致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疏离了诗性观照，仅仅成为了一种社会学的批评。三、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更为深入的文化观照与探析。女性文学的创作是深刻地烙着民族文化烙印的，每一个民族的女性文学总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一定的文化也规范着影响着女性文学的创作与嬗变。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关注文化，从文化视阈观照女性文学，从女性文学视角探析文化的特性与流变，才能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加走向深入。 一种批评视角和方法，具有学理性而且具有可操作性才有意义。历史观作为文学批评的角度和方法，怎样以自己的独特性进入文学，抵达文学本身。以此来考察它的可操作性。

第一，依据历史观与文学中的结构处于同构状态的原理，将历史观作为概括和总结宏观文学现状的路径。

历史观作为对于历史的哲学思考，会渗透和辐射到各个精神层面。法国文学理论家戈德曼认为，社会精神结构是某些社会集团的精神框架的系统性的有规律性的精神表现。社会精神结构会映照到文学作品中，因为“作品世界的结构与某些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是同构的”(注：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页。)。怎样将社会精神结构与作品结构相联系呢?戈德曼在方法论意义上提出了“世界观”概念，他说：“世界观并不是直接的经验材料，相反它是理解人的思想的直接表现中那必不可少的概念的工作方法。”(注：戈德曼：《隐蔽的上帝》，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戈德曼自己说，他之所以关注帕斯卡尔、康德和拉辛，是源于从一种世界观出发考察的结果，“如果说构成帕斯卡尔、康德和拉辛著作的梗概结构的大部分主要因素是类似的，并且尽管这些作家作为活生生的经验的个体彼此各有不同，那么我们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即存在一种不再是纯个人的，并且通过他们的作品表现出来的现实。这就是世界观，从我刚才提到的作者的具体情况来说，这就是悲剧观”(注：戈德曼：《隐蔽的上帝》，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在《隐蔽的上帝》史，戈德曼就是用“悲剧观”这一特定的世界观作为方法，来研究帕斯卡尔和拉辛的。　“世界观”作为方法，对于作品及其体系有方法论意义，戈德曼自己说：“把世界观运用到本文上可以帮助他得出：1.所研究的一切著作中主要的东西。2.整部作品中各组成部分的意义。”(注：戈德曼：《隐蔽的上帝》，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第一点是说世界观的作用在于对作品的选择，第二点是说世界观对于进入作品的方式的意义。将历史观作为概括和总结宏观文学现状的路径，也就意味着以历史观作为筛选原则，在复杂纷繁的文学事实中，筛选出与历史观具有潜在联系的作品，作为“所研究的一切著作中主要的东西”。

第二，历史观可以在承续性、整体性的背景中研究文学，同时，也能够发现文学现实中断裂性和偶然性因素。也就是说历史观可以激活一些现在处于隐蔽状态，而在未来可能成为显现状态的因素，这是一种发现的功能。对这种功能的意识可以转换为操作方法。

比如，在表现知识分子的小说里，出现了知识分子彻底地回归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充斥于他们的心灵，从而断开了中国文学传统尤其是五四文学传统中“兼济天下”、“天降大任于斯人”的链条，这一现象横向地与当代生活的欲望化世俗化相吻合。如果我们将历史观作为如福柯所谓的功能概念，来探寻文学的谱系，那么，文学中这样的无法进入历史传统链条的、没有因果性和必然性的现象就会浮出历史地表“非常态”就呈现出来了。诚然，就我国当代文化乃至文学的知识型的现实状况来看，还是以追求意义为其主要特点。但是，在常态中也有“非常态”。历史观能够帮助我们发现飘散在文化空间中的这些脱出常轨的文化碎片，更接近文学的真实面目。

第三，分解历史观的多层内涵，并注入在“包括一切的某种结构”中的各个层面，作为分析的途径。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提出，文学作品乃至一切艺术品，“是一个为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者符号结构”(注：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7页。)。这个符号体系是个多层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历史观作为方法可以分别在“意象和隐喻”、“诗的特殊的世界”等层面切入。

首先，在“意象和隐喻，即所有文体风格中可表现诗的最核心的部分”(注：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65页。)，依据戈德曼社会精神结构与文本结构同构的思路，分析历史观中诸如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观念与“意象”和“隐喻”的复杂关系，就是以社会精神结构作为理解“意象”和“隐喻”的框架与背景，将“意象”和“隐喻”与社会精神结构联系起来思考。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大的隐喻系统，任何“意象”和“隐喻”都可以置于文化本身的大的隐喻系统之中。从历史观角度嵌入，对于“所有文体风格中可表现诗的最核心的部分”，从新的维度，提出新的理解，这是横的方面。当然，也可以提供纵向的思路，分析“意象”和“隐喻”演变的轨迹(注：这里所用的“宏隐喻”的思想，即文化学意义上的隐喻，参见季广茂《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高等教育出版杜1998年版。)。

其次，在“存在于象征和象征系统中的诗的特殊‘世界’”的层面，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认为这个特殊“世界”的层面是某一个“观点”看到的世界，“观点”就隐含在这个世界中，而且，“形而上性质”也不是独立在这个“世界”之外的，恰恰是这个世界可以引申出来的。这个思想体现出对“看出”或者“听出”的主体作用的重视，也就自然地将问题引向了主体方面，那么，就可以引申出主体的相应的历史观念，历史观念决定了从什么角度“看出”世界。这种历史观念给作家提供“看”的自觉性，“看”赋予了空间以题材的意义，给出了形象的可能性。例如，藏族作家阿来写作《尘埃落定》，他的历史观念是，人，无论是藏人还是汉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人或者“人的过程”的特殊性和普遍意义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人类的意义远远大于民族的意义。依据这样的历史观所创造的“尘埃”这一意象，笼罩了全篇，成为他的藏族土司世界的“缩影”。这个意象的寓意是：人是尘埃，人生是尘埃，战争是尘埃，情欲是尘埃，财富是尘埃，历史进程的某些环节也可能是尘埃，像尘埃那样升腾、飞扬、散落，始于大地而最终回归大地……这便是宇宙的无休止的歌唱，往复循环，苍凉而又凄楚。而人的过程就融化在这普遍的历史感之中。

现象学家茵伽登在当初提出文学作品存在的四个层次思想时，在第四个层次，也就是一个由艺术作品的内在结构所建立起来的“另外的世界”的层次，茵伽登认为，这个世界“需要一整套特定的主观过程，这是读者、表演者或观众在客体化的过程中所要完成的事情，这一过程要求这些人的积极参与，把他们的全部经验能力都汇合在一起，按照有意识的形式进行意向性的综合活动”(注：转引自朱狄《当代西方美学》，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4页。)。这种“共同创造”的理论对后来文学的结构主义理论有很大的影响。我想提出的是，这个“共同创造”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证明，我们从历史观的角度分析文学作品的可行性，这确实是一个新的文学批评维度。 印象批评是一种依据审美直觉，专注文学作品的审美特性，创造性地表现批评家的主观印象和瞬间感受的批评方法。

一、西方印象批评

（一）西方印象批评渊源

1、印象主义文艺思潮

印象主义绘画、音乐、文学等。

2、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和审美直觉理论

叔本华：“直觉是一切证据的最高源泉。”

柏格森的审美直觉理论

艺术家对自然的认识不是通过类型化的、共性的、静态的符号和概念，而是在具体的、生动的、独特的和直接的感受中获得的，这种感受就是直觉。

（二）西方印象批评的确立

1、印象批评的萌芽（18世纪末19世纪初）

代表人物：[英]：兰姆、赫兹利特

[法]：勒美脱尔、圣伯夫

赫兹利特：“我说我想的，我想我感觉的。我无法不从事物采取某些印象；而我有足够的勇气说出（多少有点唐突）我的印象。”

勒美脱尔认为，批评家力所能及的就是“说出具体的艺术作品在一定时刻给我们留下的印象”。

圣伯夫认为文学批评是“间接吐出藏诸内心的诗”，“我所期望与实行的文学批评，是发明与永远创造。”

2、19世纪末印象批评的确立

代表人物：法国作家法朗士

法朗士《文学生活》“序言”中很坦白地说，批评家应该声明：“各位先生，我将借着莎士比亚，借着拉辛来谈论我自己”。批评是“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 。

二、中国传统印象式批评

（一）中国传统印象式批评的特点

1、意会体悟

“熟读玩味，自见其趣”

“不落言荃，自明妙理”

2、以形象说诗

采用比喻的方式，取譬引喻，将幽微的心理体验化为某种感官形象。

悲慨：大风卷水，林木为摧

典雅：白云初晴，幽鸟相逐

金圣叹：“前文何等匆遽，此文何等舒缓，疾雷激电之后，偏接一番烟霏云卷之态，极尽笔墨之致”

3、批评主体：

品评者大多集作、赏、评于一身，如严羽、司空图等人。他们这种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们具有比一般人更为敏锐、细腻的艺术感悟能力和体味能力。

三、印象批评在中国的发展

（一）中国现代印象批评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

周作人：真的文艺批评，本身便应是一篇文艺，写出著作对于某一作品的印象与鉴赏，决不是偏于理智的论断。

李健吾：批评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是一种体现自我价值或意义的创造性活动。自我是批评的最高准则。

（二）中国当代印象批评

1、中国当代印象批评特点：怀疑精神、个性意识。

批评不是指令性的，而是描述性的，不是评判性的，而是创造性的。批评与其说是对文本的阐释，不如说是对文本的自我认识、自我发现、自我选择和自我创造。——吴亮《文学的选择》

文学批评是一门艺术。——贺兴安《评论：独立的艺术世界》

四、印象批评的基本特征

推崇主体的创造性和个性色彩、强调批评过程中的印象和直觉、突出批评的审美特性

（一）推崇主体的创造性与个性色彩

批评标准

什么是批评的标准？没有。若有的话，不是别的，便是自我。 ——李健吾

批评的个性化：

当批评主体面对作品的时候，可以自由地舒展自己的个性，将自身的独特感受、内心体验、个性气质融入到批评过程中去，只有充满个性化的批评才是真正的批评。

批评与对象的关系：

在描述印象的实践中，批判对象已经不重要了，文学作品不过是批评者借以表现自我的材料。

“在王尔德的文章中，批评不再与它的对象有着必然的关系；批评变成了生平传略、即兴发挥、随意幻想。”——韦勒克

（二）强调批评过程中的印象和直觉

1、批评是一种直觉的鉴赏。

所谓直觉，是一种接近本能的感性活动。它可以完全不通过概念、推理等任何逻辑中介而在瞬间把握事物的本质，具有直接、迅速、综合的特征。

2、注重个人对作品的瞬间反应

“ 批评一篇作品，不过是一个心地率直的读者喊出他从某作品所得的印象而已。”——《茅盾文艺杂论集》

3、强调对作品的整体把握。

“临到欣赏一件作品，一个批评家首先应当注目的，不是字句，却是全体。”——李健吾

4、对批评中的理性认识持排斥态度。

批评中最有价值的是批评者在对艺术作品的感觉经验的刹那间所获得的美感，而不是某种理论概念或理论体系。

诗人的彩虹：用感觉去描绘彩虹的神奇和瑰丽

牛顿的彩虹：用光谱和折射率来分析彩虹的。

（三）突出批评的审美特性

1、把文学作品的审美特性作为突出的甚至唯一的考察对象。

2、批评的任务就是发掘作品的审美内涵，进行美的再创造。

“要使事物显得美好动人，这比道出事物的真相永远重要一百万倍。”——门肯《批评的过程》

3、在感受对象的审美特性时，特别注重作品的艺术形式之美，如情调之美，境界之美，结构之美，语言之美，较少关心作品所揭示的社会生活。

“ 诗的真正特质，诗歌的快感，决不是来自主题，而是来自对韵文的独创性运用。”——王尔德

五、印象批评的应用

（一）描述印象的基本步骤

要求批评主体主要凭艺术直觉捕捉对批评对象的印象和感受，并把这种印象用美妙的词语描述出来。这种批评实践尤其强调批评主体的艺术感受力。

获取印象：获取的不是一般印象，应是具有某种独特性的印象。

理性表述：批评主体须对印象加以条理化，使之具有理性内涵，其中包括对社会、人生的关注和发现。

（二）描述印象的方式

1、整体感受

例证：

我不知道还有哪一部小说其中爱情的痛苦、迷恋、残酷、执著，曾经如此令人吃惊地描述出来。《呼啸山庄》使我想起埃尔·格里科的那些伟大的绘画中的一幅，在那幅画上是一片乌云下的昏暗的荒瘠土地的景色，雷声隆隆拖长了的憔悴的人影东歪西倒，被一种不是属于尘世间的情绪弄得恍恍惚惚，他们屏息着。铅色的天空掠过一道闪电，给这一情景加上最后一笔，增添了神秘的恐怖之感。——毛姆

2、边评边述

例证：

首先，这里没有巍峨的高山，没有一望无际的远景，没有激流，也没有瀑布，只有内心柔和而平静的悸动，……小路蜿蜒的平平常常的丘陵，炊烟袅袅的茅屋，在睡莲下潺潺而流的小溪，红果点缀的树丛，玫瑰下摇曳的雏菊。一片浮云在麦田下投下阴影，一只鹳鸟在哥特式的塔楼上栖息。这就是一切。尔后，为使画面生动，一只青蛙在灯心草间跳动，一位少女在阳光下嬉戏，蜥蜴在午间取暖，云雀在垅间飞起，乌鸦在篱笆下啁啾，蜜蜂在嗡嗡地采蜜。过去六个月的美丽的乡间之忆。凡此种种，就像是青春时代的晨曦，像是一种欲望，一行泪水，几句情话，像是一位淑女清晰地被勾画出的轮廓，像是一首胖墩墩圆乎乎的孩提诗，但缺少肌肉。继续往下读，画面变得更加稳定，棱角分明，骨骼突出，最后到达一个半魔怪、半时髦的传说，名为阿贝杜斯。——[法]戈蒂耶：《〈阿贝杜斯〉序言》

六、印象批评评述

（一）印象批评的优势

1、印象批评强调批评的主体意识，主张批评中的自由心态，追求批评的独立品格，从而提高了批评的地位。

2、印象批评突出批评家的直觉和个人感受，而直觉的介入将使其批评见解获得某种生动性和尖锐性，增加了批评的活力。

3、印象批评对审美特性的注重和追求将促使文学批评更好地把握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同时使批评本身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

（二）印象批评的主要流弊

1、印象批评过分强调印象，易产生随意性否定文学作品客观性的倾向。

2、印象批评排斥理性因素，因此评论往往停留在艺术的表面，很难深入系统地研究作品以把握作品的内在规律。

关于“儒家思想在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简介及学说思想”这个话题的介绍，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完了，如果对你有所帮助请保持对本站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