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刘基的简介及诗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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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 明代诗词数 1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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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1375

元末明初文学家﹑政治家。字伯温。青田(今属浙江)人。14岁入郡庠学《春秋》﹐后从郑复初学习宋代理学。元至顺二年(1331)中进士﹐授江西高安县丞。后又任江浙儒学副提举﹐因检举御史失职事受排挤﹐弃官隐居。至正八年(1348)﹐台州方国珍聚众起事﹐复被任为浙东元帅府都事﹐因反对招抚之策﹐力主剿捕﹐与上司意见抵牾﹐被罢职﹐放浪于绍兴山水间﹐以诗文自娱。安山吴成七起事时﹐又被委任为都事﹐曾组织地主武装﹐镇压当地义军﹐升为浙东行省郎中。不久又与元朝统治者矛盾﹐弃官隐于青田山中﹐着《郁离子》以明志。元至正二十年(1360)朱元璋攻占浙东﹐刘基与宋濂等应朱元璋征召到南京﹐陈时务十八款﹐劝朱元璋脱离韩林儿自立。其后七﹑八年内﹐深受朱元璋倚重﹐参与机要﹐辅佐朱元璋先后击败陈友谅﹑张士诚等部﹐成为明朝开国元勋之一。明洪武元年(1368)﹐拜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洪武三年﹐授弘文馆学士﹐封诚意伯。洪武四年﹐因与左丞相胡惟庸交恶﹐被胡所谮﹐受朱元璋猜忌﹐赐归乡里。洪武八年﹐懮愤而死。一说被胡惟庸毒死。

刘基的政治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主。强调"国以民为本﹐而民以食为本"﹐"固国莫大于保民﹐而保民莫切于备患"(《春秋明经》)。他把休养生息﹑加强武备视为立国的两大根本。明朝开国后﹐他任御史中丞﹐曾参与朝廷多项重大决策。尤为重要的是﹐他与朱元璋共同改变了唐宋以来的科举考试方法﹐专取"四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应试者的文章必须仿宋经籍﹐代古人语气来写﹐多用排偶文体﹐这就是后来的"八股文"﹐又叫作"制义"刘基简介。这一考试方法沿用到清末。它在巩固封建制度﹑禁锢思想文化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刘基简介。

在明初文坛上﹐刘基占有重要地位。他具有比较系统的文学思想。首先﹐从儒家"诗教"思想出发﹐强调作品的教化作用﹐认为应当"美刺风戒﹐莫不有裨于世教"(《照玄上人诗集序》)。这种教化作用﹐既可以对下移风易俗﹐也可以对上讽谕劝谏。他贬斥元代以来的纤丽文风﹐提倡"师古"﹐力主恢复汉唐时期的文学传统﹐以司马迁﹑班固﹑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人为楷模。当时﹐与刘基齐名的文学家宋濂也提倡复古。他们的理论和著述﹐对于明初文风由纤丽转向质朴﹐起了重要作用。

刘基的文学创作﹐以诗歌最为突出。诗歌之中﹐又以乐府﹑古体诗为优。他在诗歌写作中﹐贯彻自己的文学思想﹐写了相当数量的讽谕诗。这些诗描绘元末明初的社会动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疾苦。他揭示了农民在地租王税下所受的严重剥削:"农夫力田望秋至﹐沐雨梳风尽劳瘁。王租未了私债多﹐况复尔辈频经过。"(《野田黄雀行》"君不见古人树桑在墙下﹐五十衣帛无冻者。今日路傍桑满畦﹐茅屋苦寒中夜啼。"(《畦桑词》)他在一些诗里还刻画了农民在连年战祸下的流离惨状:"平民避乱入山谷﹐编篷作屋无环堵。回看故里尽荆榛﹐野乌争食声怒嗔﹔盗贼官军齐劫掠﹐去住无所容其身。"(《雨雪曲》)他抨击官吏肆虐给百姓造成的祸难:"官吏逞贪婪﹐树怨结祸胎。"(《感时述事十首》之七)"况闻太行东﹐水旱荐为虐。饥氓与暴客﹐表里相倚着。赈恤付群吏﹐所务惟刻削。"(《过东昌有感》)他甚至讽刺朝廷最高统治者在战火纷飞﹑"浪动江淮战血红"的年代里﹐还纵情于声色享受﹐"新向湖州召画工"(《有感》)。与此同时﹐他在《孤儿行》﹑《病妇行》﹑《田家》等一组诗中﹐表达了对弱者的同情。在《夏夜台州城中作》﹑《赠周宗道六十四韵》等诗中﹐抒发了为民 *** 的志愿。这些诗篇都具有社会意义。当然﹐在刘基诗歌作品中﹐更多的是感慨人世沧桑﹐咏叹怀才不遇﹐以及一般的写景抒情篇章﹔其中还杂有若干歌颂圣王﹑遯世游仙之作。与诗相比﹐他填的词大多内容空泛﹐情绪低沉﹐少有佳作。

刘基诗歌的艺术风格比较多样﹐或求雄浑﹐或求婉约﹐或求奇崛﹐或求天然﹐兼容并包﹐卓然成家。著名的神话诗《二鬼》长达1200余字﹐描写管理日月的结邻﹑郁仪二鬼﹐被天帝暂放人间﹐50年不得相见﹐后来宇宙变动﹐二鬼见面后相约为天帝除翳﹐再造乾坤。天帝大怒﹐重将二鬼拘囚﹐"养在银丝铁栅内﹐衣以文采食以麋"。二鬼无可奈何﹐只好等待天帝息怒﹐重返天上同游。诗中二鬼隐喻自己和宋濂﹐曲折地表现了在朱元璋猜忌压抑下的苦闷﹐以及再整朝纲的抱负。诗歌想象奇谲﹐语言瑰丽﹐风格雄浑﹐气势恢宏。而他的另一些诗﹐又追求浅显通达﹐如《懊 歌》:"养儿图养老﹐无儿生烦恼。临老不见儿﹐不如无儿好。"《从军五更转》:"一更戍鼓鸣﹐市上断人声。风吹鸿雁过﹐忆弟复思兄。"饶有民歌风味。

刘基墨迹

刘基的散文体裁多样﹐内容丰富﹐但以寓言体散文最为出色。他在元末隐居时所写的《郁离子》﹐共18章﹐195 节﹐多者千言﹐少者百字﹐在议论之中常杂以寓言。郁离二字﹐意思是文明。刘基在此书中﹐较全面地发挥了他的哲学﹑政治﹑伦理﹑道德观念。其目的是向统治集团讽谏﹐以实现封建制度长治久安。但在讽谏之中﹐也包含了对统治集团昏聩腐朽﹑贪婪自私的一些揭露。例如"卫懿公好禽"﹐"晋灵公好狗"﹐"灵丘之丈人善养蜂"﹐"济阴之贾人渡河"﹐"屈子谓楚襄王"等节﹐都写得很精彩。尤其是"楚有养狙以为生者"一节﹐写"狙公"强迫众猴子到山中采草木果实来供奉自己﹐后来众猴子觉悟过来﹐终于在某一天"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这则寓言﹐揭示了统治者压榨剥削百姓必遭反抗的道理﹐很生动﹐也很深刻。除《郁离子》外﹐刘基还写了若干思想性较强的散文。著名的《卖柑者言》﹐描写杭州有小贩卖柑﹐"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作者买后诘问时﹐小贩答道:"世之为欺者不寡矣﹐而独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孙吴之略耶﹖峨大冠﹑拖长绅者﹐昂昂乎庙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业耶﹖……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于是"予默然无以应"。它的讽刺锋芒﹐实际上是针对整个统治阶级的﹐是明代寓言体散文不可多得的佳作。

由于刘基以师古为宗旨﹐他的散文风格古朴浑厚。《郁离子》模仿秦汉子书﹐语言典奥﹐义蕴深远。他善于驰骋想象﹐将古代史实传说大胆改制﹐推陈出新。一般的说理散文﹐论点鲜明﹐文笔犀利﹐而且往往夹叙夹议﹐注意文字的形像性。他的写景散文数量不多﹐以隐居会稽时所作的《游云门记》﹑《出越城至平水记》﹑《活水源记》﹑《白云山舍记》等篇为佳。写景时讲求意境﹐手法细腻﹐如《松风阁记》描写风中之松:"有声如吹埙箎﹐如过雨﹐又如水激崖石﹐或如铁马驰骤﹐剑槊相磨戛﹔忽又作草虫鸣切切﹐乍大乍小﹐若远若近﹐莫可名状。听之者﹐耳为之聪。"颇有唐宋散文名家的风致。

刘基的诗文佳品﹐多作于元末他前半生几次弃官隐居时期。明初出仕之后﹐诗文多酬酢之作﹐内容芜杂﹐思想空泛。死前数年归里闲居﹐所作多为无病 *** ﹐有价值的很少。

刘基的著作较多。先曾由其子刘仲璟﹑孙刘廌等分别编为《郁离子》 5卷﹑《覆瓿集》并拾遗20卷﹑《写情集》4卷﹑《犁眉公集》 5卷﹑《春秋明经》4卷﹐于明初梓行于世。成化六年﹐戴暨等人汇刻为《诚意伯文集》20卷。嘉靖三十五年﹐樊献科根据文章体裁﹐更定编次为《重编诚意伯文集》18卷。今通行本为四部丛刊本《诚意伯刘文成公文集》20卷﹐系据乌程许氏藏明刊本影印而成。内收《郁离子》18章﹑文 220篇﹑诗1184首﹑词233首﹑《春秋明经》42则。 911cha.com

《花间集》是最早的一部词总集（也可说是选集），是五代时后蜀广政三年（941年）赵崇祚所编集，其中包括自晚唐温庭筠等十八人的作品五百首，共十卷。作品的年代大概从唐开成元年（836年）至欧阳炯作序的广政三年，大约有一个世纪。其中收得最多的是温庭筠，共六十六首、孙光宪共六十一首、顾敻共五十五首、韦庄共四十七首，最少的是鹿虔扆和尹鹗，人各六首。编者赵崇祚自己一首也没有，序者欧阳炯只有十七首。[①]这也可见选者态度客观，毫无私

心。入选的作者也不限于后蜀一地。例如孙光宪虽是蜀人，却长期在荆州（今湖北宜昌）高季兴部下做官（926—963年），《花间》结集时他也不在成都，而他的词却被选了六十一首之多，仅次于温庭筠。其中有的词说到“木棉”和“越禽”，说到“铜鼓与蛮歌”，都是咏南方的风物，可见编选者的材料来源不限于成都一地，他和当时别处的文人也是有联系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花间集》当作某一地方作家的选集，而应该说，它是代表中国在第十世纪三十年代到第十一世纪四十年代这一百多年中新兴起来的一种抒情诗歌的总集。北宋词人奉《花间集》为词的正宗，把此书的作品称为“本色词”，不是没有道理的。

任何文学的兴起，都是多种条件合力作用的结果。花间词的出现，离不开特定时代、地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使得唐王朝的统治遭到了重创；中唐以后政治的腐朽、社会的颓败，更令广大文士屈志难伸，背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面对着衰乱的时世，人们既有虚无之中的忧患，也获得了摆脱一切禁锢之后的轻松。社会文化回避那些金刚怒目的刚性文学，转而需要熨贴人心灵的慰藉，使得人们从焦躁、饥渴的状态中求得滋润和平衡。于是，消遣性、柔弱性、日常琐细化的软性文学应运而生。加之中唐以来南方都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逐步壮大，追求世俗享乐的意识迅速膨胀，进而成为一股声势巨大的文化潮流。曲子词的兴盛正是迎合了这样的趋势，即如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所云：“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广大文人沉溺于身心的放纵，本能地开始浅淡情思和轻柔爱意的吟唱，通过绵邈软媚的词作传达出婉约细腻的心曲。正如李泽厚所说的那样：“盛唐以其对事功的向往而有广阔的眼界和博大的气势；中唐是退缩和萧瑟，晚唐则以其对日常生活的兴致，而向词过渡。这并非神秘的气运，而正是社会时代的变异发展所使然。”（《美的历程》）　巴蜀地域文化对花间词的发展给予了强大的外部推动力量。“天府之国”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蜀人的生活相当富足，养成了耽于享乐的习性，注重审美的直觉感受和天马行空的奇情异想；而且由于其性情的毕露，又令蜀地文学带上了技巧化、装饰性、炫才性的特点。同时，由于较少受到儒家规范的约束，蜀人多具热情奔放的浪漫个性，自古多经商又形成了其精细的心理特征。所有这些个性特征对于巴蜀文化的发展轨迹具有巨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它们才能全面而又真切地聚焦、凸现在花间词这一富有灵性的艺术活体中。　有唐一代，“蜀为西南之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旧唐书》卷一九○中）封闭的地形特征，又使其避免了安史之乱以来中原板荡的劫难。然而蜀人固有的割据自足的观念又诱使他们依仗三川之殷实，豪奢恣游，*逸成风。晚唐之际，许多文士纷纷避乱于此。他们深知眼前的逸乐不可能久长，所以更加珍惜现世的欢愉，越发地纵情声色，表露出末路狂花般的迷恋。他们带入的浓情艳思、旖旎柔媚的小词，也迎合了西蜀君臣的欣赏口味，于是“镂玉雕琼”、“裁花剪叶”的花间词得以大行其道。　中唐以来，爱情意识开始呈现出勃兴的态势。及至晚唐李商隐等人，摹写真挚的闺情，捕捉细腻的心绪，代表了唐代爱情诗歌的最高成就。但是近体诗发展至此，在言情方面的“力不从心”也逐渐显露了出来。它四平八稳、整齐划一的体制形态，难以扣合波澜起伏的内心情感；“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温柔敦厚的诗教规范，也束缚着绮情艳思的自然流露。但是这种新的情感心境、审美情趣一旦兴起，就必定要寻找到一种能够避免诗教责难和形式束缚，更加自由地传达心曲的文学载体。在这方面，温庭筠卓有功绩。他采用了长短句这种富有新鲜活力的文体形式，打破了近体诗整齐、单一的格局，具备灵巧多变、音律和谐的特质，契合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感情涟漪，成为了那个时代表达幽微隐约的情感世界的最为“惬意”的文学形式。　繁兴的隋唐燕乐与高度成熟的近体诗的有机结合，赋予了词体以外在形体和内在情韵两方面所独具的艺术品性。首先，它使歌辞的制作依据曲谱，由乐以定词，这样就形成了诸多体制格局的规范，具备独特的声律美。其次，歌辞的创作配合胡夷、里巷之曲，必然带有鲜明的适俗性；又由于它是由美色歌妓语娇声颤、娉娉袅袅地演唱，自然也偏向了香艳之路。其三，长短参差、音韵起伏的词体与欣赏者内在的情感节奏又构成了某种微妙的契合，收到了以声传情、声情并茂的表达效果。与前代所有的歌辞形式相比，词体显示出更为灵活、更有弹性的优化趋势，并且进而促发了新的艺术魅力和审美境界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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