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治思潮改革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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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晚清社会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文化教育也面临深刻的变革和时代转型，即由传统文化教育向现代文化教育转轨。“中体西用”文化教育观的形成和发展贯穿于近代晚清文化教育转型的全过程，这对近代晚清文化教育实践的发展、近代中国文化教育体系的形成和制度的确立以及现代中国文化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具有非常丰富的理论意义和重要的实践价值。

[关键词]近代晚清中体西用文化教育观中西会通

[作者]严加红，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校管理教研部副研究员

从中西方社会变迁进程考察发现，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期非常接近，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没有获得进一步发展，其中原因到底是什么?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发展所形成的对内部现代性的阻碍非常强大，传统文化教育基础已深入到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和社会生活，而改变这种传统社会治理结构相当困难。明清之际曾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形成比较大规模的经世实学思潮、人文启蒙思潮和第一波“西学东渐”思潮，但终因朝代更迭和传统社会政策等阻碍因素而被扼杀于摇篮当中。而在同时期的西方社会正面临激烈的社会变迁，西方近代社会急剧变迁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文化教育的深刻转型，出现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这直接推动了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生与发展，促使西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变革。中西方社会通过500年的势力消涨，最终西方在科学技术领域超越了中国，从而在19世纪形成了中西方力量对比上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影响到传统中国的文化教育领域，这就是西方文化教育思想的输入。

明清之际西方人到中国游历和开展传教活动，给传统中国带来了西方社会发展变迁的成果。如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东来给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带来了新气息，出现了“中西会通”思想。但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和朝代的更迭，社会政策调整更趋闭关自守。特别是“教禁”政策的严格执行，使中西方文化教育交流基本中断，传统中国社会又回归到原先设定的运行轨道缓慢前行。也正是在这段时期，西方却在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迅速崛起，并进而在全球形成了势力范围和殖民潮流，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等先行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在世界范围内抢占殖民地。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侵略触角也伸向了处于深刻社会矛盾旋涡中的传统中国。葡萄牙占据澳门和台湾，英国占据香港，并进而出现了西方国家瓜分中国的热潮。甚至在同时期通过明治维新而“富国强兵”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也将侵略的触角伸向了长期对其进行文化教育输入的传统中国。

从明清之际到晚清这段时期，中国文化教育思想进程中曾经两次出现“西学东渐”的高潮。但为什么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却又如此缓慢，甚至晚清结束后还出现复辟的历史怪现状呢?这些问题确实令研究者深思。近代晚清文化教育变迁的主流轨迹就是西学输入中国的进程，也就是通常界定的文化教育近代化过程。近代晚清文化教育经历过洋务教育、维新教育和新政教育等三个实践阶段。这三个阶段都以“中体西用”文化教育观为指导思想、以学习西学为核心而展开的，反映了学习西学从器物文化到制度文化的全过程。虽然系统地吸收西方文化是在晚清时期以后，但近代晚清已是系统吸收西方文化的重要起点。从近代文化教育思想呈现形式看，近代晚清新式学校都是以学习和记述西方社会现状为基本宗旨而大量地涉猎西方文化教育思想的。

近代晚清是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同时也是在思想上争鸣溢彩的重要时期。伴随军事失利，晚清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思潮汹涌激荡，对近代科学的企求也更为强烈，“求强”和“求富”曾经一度成为时代的旋律，使传统社会制度下长期压抑的科学和工商等边缘薄弱领域倍受关注、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着时代审视和考验。晚清“中体西用”文化教育观的出现，反映出近代中国思想发展变迁中的妥协和调整；同时，传统文化教育思想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作用也是根深蒂固的。其实，如果对晚清以后中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变迁状况进行仔细地审视和考察就会发现，这种文化教育观影响到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想发展变迁的全过程，以致于还影响到当代社会思想的发展变迁。近代晚清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阶段，文化教育转型是近代晚清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晚清文化教育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中西文化教育的冲突与融合是重要的时代特征。

近代晚清社会变局中需要处理的关键问题是中西学问题。这也是中国近代文化教育研究的重要切入点。研究近代晚清教育不能脱离对近代晚清文化观的研究。其实，文化与教育是紧密不可分离的，正如经济与政治难以分离一样。近代晚清“中体西用”论既是对文化问题的探讨，也是对教育问题的探讨。提出近代晚清“中体西用”文化教育观比单纯提出教育观或者文化观更具有统合性与前瞻性。把“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文化教育思想或文化教育实践来探讨，比单纯研究教育思想或者教育实践更契合近代晚清社会的特征，更能够在比较宏观的背景和视野中来审视近代晚清教育的相关问题。历史研究最重要的是知古鉴今。近代晚清社会发展在中国社会发展变迁进程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其社会状况和历史境遇是“千年未有之变局”。而文化教育在近代晚清社会变局和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体西用”文化教育观对近代晚清及其后期的文化教育发展变迁产生着重大影响，甚至还影响到当代文化教育的政策制订和改革发展。

近代晚清转型期文化教育观的递嬗存在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传统中国社会内部现代性因素的潜滋暗长。反映在文化教育观转型上，既存在由传统文化教育观向近代晚清文化教育观转型的内在历史逻辑和实现机制(如经世实学思潮、人文启蒙思潮和“西学东渐”思潮的出现)，更有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实践和尝试(如颜元彰南书院的设置)。这些因素对近代晚清“中体西用”文化教育观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作用，或者说是创设了重要条件。二是西方国家和东方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和向近代的转型，使近代晚清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形态。西方文化教育的侵略、教会学校教育的兴起以及第二波“西学东渐”热潮的出现等外部现代性因素，与“中西学论争”、“走向世界”等内部现代性因素相结合，直接促进了近代晚清“中体西用”文化教育观的形成和发展。近代晚清“中体西用”文化教育观的内涵存在不断发展变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也存在其内在的历史逻辑和实现机制。

魏源的思想主张是什么?他与晚清学风有何关系

道光十八年（1838年）4月12日，薛福成出生在无锡宾雁里一个书香门第。父亲薛湘，本以举人身份充任官学教谕十二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因得中进士，便到镇江当府学教授。薛湘特别擅长八股文的写作，其文章风格独特，时人称“薛调”，颇受八股文士们的推重，曾国藩、李鸿章自称他们能在科场上告捷，颇得益于薛湘的文章。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薛湘又考中进士，名列二甲七十一名。任镇江府学教授，后升任湖南安福县令。薛福成的母亲顾氏，因丈夫长年在外，便担当起家庭的重任，她操持家政，孝敬公婆，爱护子女，善待邻里，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薛福成六岁就进私塾读书，启蒙教师是八十多岁的顾洪生。放学回家，母亲总要督促功课，不论风雨寒暑，总要学习到半夜。道光三十年（1850年），薛福成全家都到了镇江，与父亲团聚，12岁的薛福成便在镇江府学署苦读八股文章。年幼的他对鸦片战争后的世易时移毫无知悉，心中的梦想就是中秀才、成举人、中进士、点翰林，在科举道路上不断拼搏。第二年，父亲离开镇江到湖南安福县任县令，薛福成和母亲、姐姐、哥哥、弟弟又回到无锡家乡。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爆发，势力旋即伸向长江流域，咸丰三年（1853年）占领南京，清廷满朝震惊，也震惊了埋头八股的薛福成，薛福成惊悟到自己没有生长在歌舞升平的盛世，而是遇上了天崩地拆的乱世。咸丰六年（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开始在广州和沿海各地逞凶肆虐，清军对此束手无策，内忧兼外患，更使薛福成惊心动魄。这时，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局势，在社会上掀起一股讲救经世实学的新风，薛福成的心扉在这清新的风吹拂下，慨然立志，决定为斤斤计较未来科举道路上的成败得失，致力于研究经世实学，以备国家有朝一日用人之需。于是，他一方面准备考试，另一方面研究中国两千年来成败兴废的原因，研究兵法、战阵、天文、阴阳、地理形势。咸丰八年（1858年）春，他与弟弟薛福保双双考中秀才，不久，在北京任工部员外郎的大哥薛福辰回无锡探亲，薛福成便与薛福辰一起到湖南看望父亲，不料他们到湖南不久，父亲因病去世，兄弟俩忙着处理父亲的后事。由于父亲在县令任上经手的账目不很清楚，薛福成弟兄为了清理父亲在任上拖欠的公款不得不在湖南盘桓了很长一段时间。

咸丰十年（1860年）春，薛福成兄弟还没把事情办完，就得到了江南大营崩溃及太平军挥戈直下苏、常地区的消息。兄弟俩担心无锡家中出事，只得匆忙赶回家乡。一路上战火遍地，危机重重，这时无锡已为太平叛军占领，母亲带着家人已离乡逃难，伯母一家则死于变乱。长兄薛福辰又被太平军抓住，由于太平军不清楚他的身份，才被释放出来。后来兄弟俩渡过长江，赶到苏北宝应的东乡才找到了离散的家人。父亲病死，家庭遭难，接二连三的变故使薛福成真正感受了社会动荡乱离之苦。同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攻入北京城，咸丰帝仓皇逃出皇宫，奔往热河，奕欣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深重的困难，使薛福成忧心如焚。薛福成更觉得必须读书砺志，具备真才实学，以便挽回那令人震眩的时变。从此，他更加注意古今理乱得失的关键，并通过上京赶考和远游开封等地的机会，了解民间疾苦，考察社会积弊。然而，薛福成把精力放在经世实学上，科举考试中就经常失利。同治四年（1865年），机遇终于降临到薛福成的头上。同年夏天，清廷鉴于在镇压农民起义队伍捻军的过程中连连失利，主持剿捻的名将僧格林沁亦被捻军击毙，便命刚刚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指挥湘军北上剿捻。曾国藩是向西方学习船坚炮利的洋务派的代表人物，被朝野视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

曾国藩善于结纳人才，很多人也想依附于他的门下，所以他的幕府里聚集了一批在当时颇有声望的贤士。曾国藩率军北上剿捻，沿途遍贴了招纳贤才的榜文。薛福成十分钦慕曾国藩，认为这是一个投奔他的极好的机会，于是将自己多年来社会问题的思考与解决社会危机的办法细细道来，写下了一万多字的《上曾侯书》，集中写成了“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的八条对策。6月28日，当曾国藩的座船沿运河途经宝应时，他由大哥薛福辰陪同，冒着风雨谒见曾国藩，将万言书恭恭敬敬地递上去。曾国藩读了他的上书，赞赏不已，觉得薛福成文章长于论事，日后有望成一家之言，便对周围人大讲薛福成他日当有造就，并立即延揽薛福成为自己的幕僚。从此薛福成跟着曾国藩走南闯北，与一群才华横溢胸怀大志的幕僚朝夕晤谈。曾国藩酷爱围棋，每日清晨，都要请有相同嗜好的薛福成与之对弈，不但切磋棋艺，更注意交流对诸如“兵事、饷事、吏事、文事”等军国大计的种种设想。

七年下来，因为薛福成有“ 劳绩”、“军功”，他又得到曾国藩的保荐，成为头戴玻璃顶子、身穿八蟒五蟒袍的五品候补同知（候补知州，不是实职）。薛福成觉得，当今世务不外“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他们这些幕僚，虽然专司文事，其实要总揽全局，无所不晓。就像导水，幕府是众流汇集的所在，又像耕田，幕府是播种育秧的地区，在幕府中确实能够造就出经世治国的人才。经过这些年曾国藩的点拨和同僚间的切磋，加上自己的砥砺，薛福成相信早就精通“文事”的自己已能望负“兵事、饷事、吏事”，他希望自己能像多年来一批一批膺获朝廷大用的同僚那样，跨出幕府，谋求实职，担任重任，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然而同治十一年（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在南京病死，幕僚们各奔东西，薛福成因资历尚浅，也没有显示过人的才学，又没有靠山，所以未被朝廷录用。这样，薛福成只能将一腔抱负暂且收起，在帮助曾国藩的长子料理完丧事后，便雇了两辆马车，载着自己珍爱的书籍和文稿，径向苏州驶去。

薛福成途经故乡无锡，也过门不入，匆匆抵达苏州书局任职，操持笔耕生涯。应诏陈言运筹北洋李幕薛福成不得意到了苏州，但仍然关注社会。他发现昔称“人间天堂”的苏州周围地区如今已十室九空，百物昂贵，生计维艰。他了解到全国各地疮痍满目，人民生活较之苏州更是困苦不堪。他忧心忡忡地看到中国海陆边疆已是强敌逼境。他不禁惊呼：“呜呼，中国不图自强，何以善其后！” 薛福成觉得，在这剧变时代，必须讲求变革，兴办洋务，向西方学习自强之术，薛福成认为直到如今，朝廷仍旧一味因循守旧，强调什么“政事非成例不能行”，“人才非资格不能进”，士大夫们还是在八股、试帖、小楷上耗费时日，用非所用，一味到有人讲求洋务，便大惊小怪，以为是狂人狂言，群起而攻之。长此下去，外国日强，中国日弱，后果不堪设想了。薛福成希望朝廷不遗余力兴办洋务，自强求富。然而，像他这样没有实职的五品微员，是没有向朝廷上书言事的资格的。薛福成在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同治十三年（1874年）底，同治帝病故，四岁的光绪帝载湉登基。按照官场的规定，薛福成在次年春天从苏州前往北京晋谒新皇帝，路过山东济南，便去看望在山东巡抚丁宝桢处当幕僚的弟弟薛福保。在这，薛福成从邸钞上读到了一份“懿旨” ，引起他的注意。这是在同治皇帝死后，垂帘听政的东西两宫皇太后为了在帝王更替时期稳往政局，以两宫名义颁布的区别于皇帝名义颁布的谕旨的“懿旨 ”，懿旨决定广开言路，谕令朝廷内外大小官员向朝廷建言，以便供朝廷采摘实施。

薛福成大为振奋，遂应诏陈言，挥笔疾书，将自己为补救时弊、变通旧法的对策，概括成“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然后将这样洋洒洒的万言书请丁宝桢转呈。标题是：应诏陈言疏。薛福成提出的“治平六策”为养贤才、肃吏治、恤民隐、筹海运、练军实、裕财用，即培养人才，整肃吏治、减轻百姓负担、修浚运河、训练精壮步兵和拔擢轮船将才、倡廉崇俭理财节流。这六策是整顿内政。“海防密议十条” 为择交宜审、储才宜豫、制器宜精、造船宜讲、商情宜恤、茶政宜理、开矿宜筹、水师宜练、铁甲船宜购和条约诸书宜颁发州县。这十条密议讲的是洋务，是效法西方的“自强之道”，归纳起来，主要有五方面的内容，即改善外交工作、培养新式人才、重视科学技术、加强海军力量、发展商业、矿业。薛福成的陈言疏，字字意新而确，笔达而圆，事事从浅处、显处着笔，洋洋洒洒、浩浩落落、易晓易行。它在朝廷影响极大，两宫太后面谕军机大臣将陈言疏发给各衙门商议。它也在全国各地力求变革的进步人士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争相传抄，成为一时议论的热点。

而薛福成也一夜知名，洋务派领袖、直隶总督李鸿章立即延请他加入幕府，薛福成从此成为李鸿章的智囊人物，给李鸿章出谋划策。在这段长达10年的北洋李幕中，薛福成十分活跃，帮助李鸿章处理了不少棘手的事情，最值得一提的是处理总海防司一职之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为了保证获得中方赔款，强迫中国答应由英国人担任总税务司来管理海关，控制关税。光绪五年（1879年），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装出热心为中国办事的模样，一再给清廷上有关筹建海军的条陈，其目的是要控制中国的海军。清政府认为如能用英国人掌管海军，或许会杜绝日本等国的欺负，而且利用英国的力量，也能将海军迅速筹建起来。因此决定让赫德兼任总海防司，负责添购舰艇、选用洋将，总管中国的海防。

薛福成认为，赫德这个人阴鸷专横，倘若兵权财权由他一人包揽，这真同如虎添翼，难以控制，后患无穷。但是朝廷已有正式任命，薛福成考虑后，便对李鸿章分析不能任命赫德担任总海防司的理由，并提出了一个计谋。薛福成认为，只要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行文通知赫德，表明总海防司这一军事要职十分重要，要赫德亲赴海滨专司练兵。因此，赫德的总税务司的这一肥缺就不能不让给别人担任。薛福成料定，贪财成性的赫德在这种选择中决计不肯舍弃总税务司这一职务而去就任实地操练海军的总海防司的苦差使。这样，朝廷使命赫德为总海防司一事就成了一纸空文。李鸿章听了连连点头，便叫薛福成起草给清廷的奏折，陈述由赫德兼任总海防司的危险，提出补救之策。朝廷依计行事。果然，赫德在接到要他亲赴海滨训练海军公文后，为了不丢掉海关大权，而忍痛表示放弃总海防司的要职。中国的海军大权终于没有为外国人所控制。由于薛福成的才华卓著，薛福成终于被朝廷实授为四品宁绍台道，从此，他彻底告别了盘桓近二十年的幕府生涯，在晚清政治舞台上一显身手。光绪十年（1884年）初夏，薛福成在进京陛见之后，立即南下赴任。他先到省城杭州参见了浙江巡抚刘秉璋，然后就来到治所宁波。道台是中级地方官员，薛福成出任的宁绍台道，不仅要监察宁波、绍兴、台州三府的官吏，要“备兵防海”，保卫地方安全，而且因为宁波是国内的重要商埠和最早开放的国际通商口岸，所以还要监督镇江、宁波两个收入巨大的海关。薛福成深感责任重大。

就在薛福成赴任之际，由于法军挑衅，中法军队在越南的谅山发生了武装冲突。法国政府乘机讹诈，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要中国立即从越南撤兵，赔偿兵费两亿五千万法郎，并派海军中将孤拔率领远东舰队，闯入中国沿海，准备攻占一两个港口，作为赔偿的抵押。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被迫颁布了沿海戒严的命令，由于浙江的门户就在宁波城东约50里的镇海海口，清朝陆海军就在宁、镇地区布防。这些部队由浙江提督欧阳利见统率，而遥受浙江巡抚刘秉璋的指挥。刘秉璋驻在省地杭州，要直接指挥宁、镇前线的军队不无困难。他了解薛福成的才干，便在宁波设立由薛福成负责的海防营务处，凡是巡抚的号令、方略，前线的战守机宜，全部由营务处传递或处理。薛福成受命后，便立即赶赴镇海，视察前线的防务，会商防务计划。正当薛福成等千方百计地加强防务，不让法国军舰闯入镇海口时，在福州的封疆大吏们却不作充分的战斗准备，坐视法舰一艘接一艘地闯入闽江海口。光绪十年（1884年）8月23日，法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在半小时内击沉了福建水师的七艘兵舰。至此，清廷被迫向法国宣战，中法战争正式开始，紧邻福建的浙江上空战云密布，薛福成进一步加快设防的步骤。

薛福成采取的主要措施是：第一，通过钉桩、沉船，安放水雷来堵塞镇海海口，以防敌舰侵入，对前沿的炮台、工事作进一步的加固和伪装，巩固防务，并迅速完成电报线从宁波架到镇海的工程，使前线与杭州、宁波可以瞬息呼应，指挥便捷。第二，针对定海这个南北交通要冲孤悬海外、四面受敌、一时难有防备之良策的情况，利用1846年时中英签订的一个保护舟山的旧约来“以夷制夷”，遏制法国对定海的进犯，使法国不能以定海为侵略基地。

薛福成知道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英军退出舟山后，英国为了获得在舟山的特殊权益，强迫中国签订了一个侵害中国主权的保护舟山的条约，其中第三款是中国不把舟山让与别国，第四款是如有别国攻打舟山，英国必为保护。于是，他急请朝廷通知英国公使要遵守旧约，同时自己也反复劝谕宁波的英国领事向英国政府进言，并且由幕僚起草，自己反复修改，写成《英宜遵约保护舟山说》，文章对英国朝野晓之以理，即像英国这样的头号强国必须按照国际公法遵守旧约，同时又动之以利，强调假如法国占据定海，香港的贸易必定会衰落，英国利益大受损害，然后将文章译成英文后，寄往伦敦各个报馆刊登。经过这番活动，英国朝野果然舆论哗然，纷纷要求履行旧约。英国驻上海总领事也奉政府之命，与法国驻华公使达成了英国不宣布保护舟山以妨碍法国行动，但法国也决不进攻舟山的秘密协议。由于定海始终在中国手里，没有成为法国的侵略基地，对浙东沿海的防卫成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三，以一定的酬报预先雇定上海熟悉甬江水道的四位外国领水员，使他们保证不给法舰领航。他又号召军民顾全大局，团结一心，同仇敌忾，一致对法。同时将法国在宁波的传教士集中到宁波城北或者迁往上海，派兵保护，暗中监视，清除隐患。薛福成通过实施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浙江的防务水平。光绪十一年（1885年）2月底，法国远东舰队头目孤拔亲率军舰四艘，驶向镇海。薛福成赶紧命令撤去口外沙滩、暗礁的灯塔和浮标，沉船堵塞镇海口，他又从战争的全局出发，要求台湾、福建的中国军队在法军主力集中到镇海的当口，乘机反攻，收复台北的失陷地区，夺回法国舰队赖以补给燃料的基隆煤矿，从而朽合浙东的抗法斗争。3月1日下午，镇海海口各炮台的勇士对驶向镇海口的法国军舰奋力炮击，浙东战股就此拉开，由于防务严密，以密集凌厉的炮火击退了法国军队的数次进攻。法国要攻直镇海，不仅受阻于坚实的防线，而且无论在当地或上海，悬赏六万两银子也召募不到领港的好手，它派出的探测航道的小船又经受不起凌厉的炮击而往往被击沉或击退。它又因英法秘密协议而不能去攻近在咫尺的定海，只能在海面游荡。而薛福成则积极设法对敌军发动骚扰和进攻。

清军统领钱玉兴于3月20日率领敢死队，秘密地把八门后膛小炮运到前沿，在夜半突然向敌舰开炮，结果击中五炮，杀伤了很多敌军，据说孤拔就是在这次夜袭中负伤的，不久便伤重而死。法国舰队在镇海口外一直停泊了45天，直到中法和谈告成后才退往外洋。在这场中法战争中，法国陆军在越南、台湾等地屡次被中国军队杀得大败，而法国海军起初全歼福建水师、击败南洋水师，气焰甚为嚣张，然而法国舰队却在镇海口屡战不利，损失惨重，遭到了意外的失败，这是薛福成和广大爱国军民尽忠报国、精心筹防、抗击法军创造的佳绩。中法战争结束后，薛福成对镇海海战的胜利，并不感到满足，他继续筹集资金，建台添炮，在镇海口大修国防工事，努力使“全浙门户，永臻稳大。” 薛福成娴熟洋务，关注国际大事，他经常就外交问题上书言事，这一点早已引起许多洋务官僚的注意，早在光绪元年（1875年），朝廷在遴选出洋的使节时，洋务派大员丁宝桢、郭嵩焘就先后上疏，保荐薛福成，说他博学多通，识略闳深，精习西洋地势制度，可胜任公使，只是由于李鸿章将他揽入幕府而作罢。经过这些年政治经验的积轻和官阶的上升，朝廷对薛福成也更看重了。

光绪十五年（1889年）5月，因出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四国公使的刘瑞芬三年任满，朝廷对薛福成赏二品顶戴，以三品京堂候补的身份担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当时，出使国外并没有什么美好的结局。1876年代表朝廷出使西方的郭嵩焘，就遭到了国内顽固势力的攻击和诽谤，说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离开父母之邦，郭嵩焘最后落得一个罢官回乡、抑郁而终。出使法国的曾纪泽主持与俄国的修约谈判，收回了伊犁，但最后同样免职回国，以致曾纪泽一腔热血，寝食难安。然而薛福成深知外交工作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因此，明知危途，却绝不畏葸不前。他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后，带着一行随从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1月31日晚上8时登上“伊拉瓦底”号轮船，2月1日早晨8时开船，开始了驻外使节的生活。路上，他与自己精心挑选的随员黄遵宪、许珏、钱恂等人就旅途见闻进行议论，认识到世界之大，天外有天，中国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否定了中国固有的关于中华为世界中心的偏狭地理观念，认识到香港、新加坡的发展在于洋人善于经营商务，认识到中国一向把商列为四民之末，视作残民之业是不对的，在今日地球万国相通之世，国家要发展，经济要繁荣，一定要学习西方，以商务为本，不可闭关独治。

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薛福成为首的外交使团终于在光绪十六年二月十六日（1890年3月6日）到达法国马赛港，薛福成舍舟登陆，首次踏上欧洲大陆，实现了盼望已久的睁眼看世界的夙愿。薛福成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例行公事，是向所在国的元首递交国书，拜会外交部和各国公使。薛福成按照程序，先后奔波于法、英、比、意诸国，薛福成不卑不亢，举止不凡，各国都表示热烈欢迎，期间，他还到过德国、瑞士等国。薛福成在欧洲各国出席酒宴茶会，听乐观舞，参观访问，观光游历，同西方各界知名人士密切交往，广泛接触，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他集中精力考察欧洲的社会得失，通过对议院、工厂的考察，他悟出一个道理：欧美国家之所以先进，中国之所以落后，其要本在于制度的不同。这比他本人在《筹洋刍议》中抒发的识见，大大提高了一步，这时的薛福成已名副其实地成为早期改良思想家。

薛福成在出使期间，十分关心保护海外侨胞，力争在华侨集中的地区设立领事馆，就近保护，使侨胞在海外少受欺凌和奴役。他起草了给英国外交部的照会，援引国际公法和各国惯例，声明中国有权派遣领事分驻英国属地。薛福成指出：中国恪守国际公法，已允许英国在中国设立了20多处领事馆。根据1869年10月23日中英之间的新定条约，有英国允许中国可派官员驻扎英国及英国属地各口的条款。因此，中国应有权同欧美各国一样派领事公驻英国各地属地。后来，英国不得不在原则上同意薛福成的合理要求。

在同英国交涉此事的同时，薛福成又向朝廷上了一道《通筹南洋各岛设立领事保护侨民疏》，他在奏疏中向朝廷汇报了海外侨胞在世界各地的分布，以及倍受欺凌剥削的状况，申诉了在各地设立领事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薛福成的努力下，光绪十七年（1891年）秋天，由薛福成推荐，黄遵宪担任驻新加坡总领事，同时清政府也颁布了几条保护归侨的规定，对于海外华侨，不管出洋已经多久，只要愿意回国谋生置业，一律与内地人民同等看待，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刁难或歧视。后来，薛福成又争取到在南洋之槟榔屿设立副领事，以及在缅甸的仰光设立领事馆的权利。领事馆和领事的设置，终于改变了海外侨胞孤苦飘零、控诉无门的悲惨状况，终于实现了侨胞们“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宿愿。

薛福成在出使期间办的另一件大事是进行滇缅边境界务和商务的谈判。光绪十六年（1890年）6月，薛福成在驻伦敦使馆打开以叠五年之前的卷宗，立即被其中的内容深深吸引了。1885年，英国军队侵占缅甸全境，将缅甸成为其殖民地。有云南省与缅甸接邻的中国当然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当时驻英、法大臣曾纪泽便奉命与英国外交部交涉。在交涉中：一是不会侵占靠近中国国境的缅甸地区；二是让滇缅边境上的大金沙江作为两国均可行船的公用之江；三是让中国在大金沙江西的八募附近立商埠、设税关。曾纪泽考虑到自己并不确切了解滇缅边境的情势，因此表示须待了解情况后再定。然而到了1886年，英国驻华公使在北京与总理衙门正式签订的中英缅甸条约中没有将英方对曾纪泽的三点表示列入条约。薛福成对这卷宗分析后认为，英国这样做，是想否认过去的三条协议，以便为它以后进一步侵入中国内地划分滇缅边界埋下伏笔，如果这样，后果严重。薛福成为此照会英国外交部，重申五年之前中英双方的三条协议，并要求英国真正履行它在中英缅甸条约中每隔十年英国驻缅甸最大的官员要派人向中国朝贡的条款，如期向中国朝贡。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3月，薛福成正式向朝廷上疏，建议由中国主动提出滇缅界务、商务的谈判，以免等到英国采取进一步行动后强行谈判时受到严重的侵害，并自荐担任中方代表。然而清廷在一开始未予重视，直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初，在薛福成一再陈说利害后才答复同意。薛福成掌握了英国在缅甸的工商业家急于同中国通商的心理，便在同英国外交大臣的两次会商中指出，若不划定边界，滇缅之间的商务断难开办。这样，英国外交部为了商业利益，只能改变拖延划界的策略，同意进行划界谈判。

光绪十八年（1892年）2月下旬，英国将一份划界的备忘录送到了中国使馆，这个备忘录完全否认三条协议，甚至要将整个中缅界线划中国境内，薛福成在谈判中，从援引国际公法入手，认为大金沙江两岸绵延数千里的野人山地，是片“不缅不华 ”的中间地带，按照国际公法，便应由两国平均分配，中缅边界应如三条协议中表明的以大金沙江为界。经过两年的反复谈判。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3月1日薛福成终于代表中国与英国签订了《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半个世纪以来的中英交涉，大都是以签订不平等条约而结束，而这次谈判签约，薛福成却以国际公法为依据，既坚韧又灵活，使西洋最强的国家被迫承认中国的合法要求，真是中国办理外交以来的空前成功。光绪二十年（1894年）3月，《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签订不久，薛福成任职期满，光绪二十年（1894年）5月25日晚，他离开巴黎，径往马赛，登上了归国的轮船。7月1日傍晚终于抵达上海。由于薛福成本来就疾病缠身，一路上又饱受红海的酷热和闽洋台风之苦，弄得困顿不堪，所以一到上海就缠绵病榻，7月20日，他忽然感染了流行性疫病，如同雪上加霜，深夜便猝然与世长辞，终年57岁。

当时，正值国家多难之秋，中日甲午战争已经开始打响，正需人才的时候却骤失一位栋梁之材，不禁使许多忧国忧民之士十分伤感。20多天后，上海各界人士为薛福成举行了很有声势的出殡仪式，来表示对这位思想家、外交家的哀悼之情。出殡仪式结束后，家人扶着薛福成的灵柩，返回无锡，当年11月间，薛福成安葬在了他的家乡——太湖之滨的军帐山麓。

近代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中，魏源的地位不可忽视。魏源的思想主张,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概括地说，魏源认为：应将“经世致用”作为论学的宗旨，他提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之变法主张，极力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此外，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为了解世界、向西方学习新潮流的领跑者，这也是中国思想由传统转至近代的重要标志。魏源作为一位进步的思想家、史学家与坚决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学者。在政治方面，他主张变法改革，认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

同时，他也重视经济方面的改革，认为革除弊端才能益于“国计民生”。鸦片战争前后，他据此提出各种改革方案和措施，关于反侵略，魏源对于人民群众力量有一定的认识，于是提出“义民可用”主张。他认为利用和依靠人民群众必将助力于对外来侵略的抵抗，但为使斗争有效，他反对“浪战”，主张“以守为战”。最是振聋发聩的重大影响，来自于魏源将学习西方之“长技”提升至关系国家民族安危的高度这一事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流传至今。他指明“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巧”，抨击封建顽固派良莠不分，视全部西方先进的工艺技术为“奇技*巧”的无知行径。

对于西方的政治体制他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称誉瑞士之“不设君位，不立王侯”，为“西方桃花源”。对于赋税问题，魏源亦提出了那个时代万万不能接受的观点。他指责于苛重税敛，主张培植和保护税源。同时，他认为国家应利用赋税手段来保护工商业的发展。魏源的思想主张，影响了中国近代国运。魏源与晚清学风之间有什么关系吗?“经世致用”是晚清学风的一个重要标志，而魏源是提出和主张“经世致用”，因此魏源是晚清学风的倡导者和弘扬者。道光咸丰年间，中国的学术思潮正在发生激烈的变化。乾嘉汉学思想的落后性越来越突出，西方的影响开始对中国有所显现。在这种思想混乱的情况下，魏源等晚清一部分学者开启了“经世致用”思想宣传，这就是晚清思想。魏源根据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的思想理论，然后又将他们的思想跟现如今的现实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世致用”的晚清思想学风。

他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注重实用的治学原则。他认为，经世之学的出现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突出的特点就是学术与政治相结合，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提供理论和解决方案。他认为乾嘉学风以及严重脱离了现实，因此要废除。经世致用的第二点就是提出一些“五十”“革新”的强国措施。根据这一点。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不少关于政治、经济、法律的改革方案。例如漕运改革政策、盐政改革政策、治水政策，这些政策后来实践证明都是可行的。经世致用的第三点就“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对外政策。由于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受到了列强的欺负。魏源就主张向西方学习，用西方的技术制约西方。魏源与晚清学风，是晚清没落时期曾一闪而过的光芒。

魏源虽然是洋务运动理论思想的奠基人，但是魏源不是洋务派。魏源生于1794年，卒于1856年，而洋务运动是1860年以后才开始的，因此魏源的不是洋务派，那魏源是什么派呢魏源与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生活在同一个时期。两个人都主张维护国家领土 *** 不受侵犯。且两个都是朝廷任命的官员，因此魏源是属于地主阶级抵抗派。地主阶级抵抗派，是鸦片战争以后兴起的一派人物。是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他们虽然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但也是属于开明人士。他们的观点是坚决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同时也主张向西方学习。这是对西方列强双重挑战的爱国主义的双重回应。也是中华民族近代时期民族特质最重要的标志。

地主阶级抵抗派的特点是一方面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另一方面有保留着厚重的封建色彩。他们启迪了中国人挣脱闭关锁国的压迫，敢于直面现实，仰望世界。地主阶级抵抗派观点的局限性，也是他们快速退出历史舞台的重要原因。他们的呼吁仅仅限于著书立说，在文字上启发国人，但并没有用实践来支撑他们的理论。同时他们向西方学习的只是枪炮舰船等器物方面，没有涉及到政治制度的改革，因为他们最终要维护的是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地主阶级抵抗派虽然在历史的潮流中昙花一现，但是对于后世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

魏源不仅是一个著名的思想家，也是一个兢兢业业廉政爱民的政治家。在他做官期间，也发生了许多故事。由于他一生清廉，没有过多的钱财，有一次甚至连回家安葬母亲的路费都没有。道光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846年的夏天，魏源的老母亲因病去世，按照清朝留下了的规矩，官员的父亲去世就必须去官守制。这时候的魏源，虽然是一方的父母官，但是他却穷的连装母亲棺材回老家安葬的路费都凑不出来，只能住到朋友家里，还向亲友借了不少的债。以至于魏源在给朋友的信中，都说这是他人生中最穷苦的时候。后来，魏源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最终凑齐路费，安全地将母亲的灵柩运回故乡。在起身离开东台县的时候，台州人民万人空巷，拭泪挥手送魏源，这种场景，是在令人感慨。魏源不仅廉政清明，还善于发现人才。他在东台县期间，遍访全县有才能的人，向朝廷举荐。

在东台县，有一个叫冯道立的人，对水利方面颇有研究。于是魏源就亲自登门拜访，对东台县的水利情况多有咨询。了解了冯道立的真才实学以后，魏源又向朝廷举荐。后来，冯道远在两江总督陆建瀛的推荐下参加了制科，最终举贤良方正，被授予承德郎。入仕以后，冯道远多次参加苏北地区的水利工程建设，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从这一点可以说明魏源有善于发现人才的能力。以上两则魏源的小故事，又再一次证明了他有着为国为民奉献的高尚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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