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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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768～824），字退之，汉族，唐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

韩愈（768～824） 字退之，世称韩昌黎，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唐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另有祖籍邓州一说，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而韩愈世居昌黎,故又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倡导者，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 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称。 评价 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指韩愈的古文提振八代的萎靡文风。），明人推崇他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韩愈画像和雕像(14张) 25岁中进士，29岁登上仕途，却在功名与仕途上屡受挫折。 德宗贞元十九年(803)被贬为阳山(今广东阳山县)县令。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又量移为江陵府法曹参军。 赴任途中，自郴至衡，路过耒阳，专程拜谒了杜甫墓，并作长诗《题杜工部坟》以吊之，最先认识到杜诗的价值。 与衡州刺史邹儒立会于石鼓山合江亭，留题古诗二十韵。《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全诗凡二百言，一韵到底，一气呵成，音调铿锵，气势磅礴，为自唐以来题咏石鼓千古传诵、脍炙人口之杰作，亦为后世文人学士所推崇，步其韵而歌者不乏其人。尤其是“瞰临渺空阔，绿净不可唾”两句，已成为后世人们广为传诵的名句。明万历中（1587～1598），与李宽、李士真、周敦颐、朱熹、张栻、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 登临祝融峰，“韩愈开云”千百年来在南岳衡山传为佳话，历代文人以“开云”为题歌咏不绝。 他也是第一个写诗吟诵禹王碑的文人，明代杨慎称其《岣嵝山》一诗“发挥称赞岂在石鼓之下哉？” 因此四事，成为对衡阳人文历史影响最深远的大文学家。 （据《湖湘文化名人衡阳辞典》，甘建华主编，尔雅文化出品）

编辑本段生平

简介

韩愈（768－824），唐朝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贞元八年（792年）进士，与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苏洵、曾巩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韩 愈(Han Yu)

学习过程

韩愈三岁丧父，其兄韩会及嫂抚养之。韩会能文章，对韩愈有影响。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贞元二年（786年），19岁的韩愈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三试不第，直到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应考，才考中进士。此后又连续三次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皆不中。直到29岁才在汴州董晋幕府中谋得一个观察推官的微小官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岁时，任监察御史，不久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而被贬为阳山县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此后直到50岁，官职一直浮沉不定。元和十二年，韩愈50岁时，因参与平定淮西吴元济之役表现出处理军国大事的才能，迁为吏部侍郎，进入朝廷上层统治集团。但两年后，他却因上表谏迎佛骨而触怒宪宗，险些被宪宗处死，幸得裴度等大臣挽救，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在今广东）刺史。在潮州八个月，宦官杀宪宗，立穆宗，韩愈被召回朝，后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长庆四年（824）病逝于长安，终年57岁。

政治主张

韩愈在政治上主张天下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他和柳宗元政见不和，但并未影响他们共同携手倡导古文运动。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潮州，后因治政突出，迁袁州，即今江西宜春，刺袁州史。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以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诗人，他的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韩愈时代的诗坛，已开始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小天地。韩愈更是别开生面，也创建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他善于用强健而有力的笔触，驱使纵横磅礴的气势，夹杂着恢奇诡异的情趣，给诗思渲染上一层浓郁瑰丽的色彩，造成奔雷挚电的壮观。另外韩诗在艺术上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对后世亦有不小的影响。当然韩诗中也有追求怪诞诡谲的游戏文字，是不足取的。著有《韩昌黎集》，《外集》，《师说》等等。 教育思想： 韩愈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观比较复杂。他政治上提倡仁政，反对官吏对人民的搜括，要求朝廷宽免赋税徭役，表现了他关心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是他政治思想中的进步的一面。他热烈地提倡儒家正统思想，这是和他的政治思想适应的。但他也宣扬了儒家学说中的封建伦理观念，维护封建制度，这当然也是错误的。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超越历史，具有我们当今的思想。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韩愈的思想还有矛盾的一面，他努力维护“道统”，但往往又不自觉地破坏了“道统”。他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这一具有现实性和战斗性的思想。这一思想对他的散文成就是有杰出的、十分重大的影响的。

编辑本段文学成就

文学创作理论

文创作理论上： 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 韩愈石像

一，以道为主。 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 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又将他与杜甫并提，有“杜诗韩文”之称。

诗歌创作探索

他在诗歌创作上也有新的探索。所谓“以文为诗”，别开生面，用韵险怪，开创了“说理诗派”的诗风。当然，他的诗也存在着过分散文化、议论化的缺点，对后代有不良影响。

热心的教育家

韩 韩愈肖像

愈还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他能逆当时的潮流，积极指导后进学习，他“收召后学”、“抗颜而为师”（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特别重视教育和培养年轻作家。 他在《答李翊书》一文中说：“根之茂者，其实遂……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所谓“根”或“气”，都是指作家的思想修养、人格修养强调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文学修养，对搞好创作的重要性。现存《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韩愈作为修武人，曾多次游历县境北部的百家岩，在此曾作长诗《题西白涧》，由此使西白涧也成为百家岩重要一景。 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论说文的成就

论说 韩愈全身像

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指为死者歌功颂德，在墓志铭中不论其功绩如何，一概夸大其词予以赞颂的行为）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韩愈全集校注》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韩愈

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马说被》选入初中课本。

如何评价韩愈诗歌的思想意义

韩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他领导了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在散文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在诗歌创作方面，针对大历以来诗人“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皎然《诗式》）的浮荡习气，“往往涉于齐梁绮靡婉丽”（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的诗风，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李白、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的业绩，力图恢复盛唐气象。 韩愈陵园

因此，他在诗歌创作上勇于创造，大胆革新，另辟蹊径，独树一帜，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成为中唐时期诗坛上一个影响较大的诗人。但是，一些文学史和有关韩愈研究的论著，以反映人民疾苦为评价韩愈诗歌的准则，也就是政治标准第一，因而认为韩愈反映现实的诗歌数量不多，没有像白居易那样继承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意义不大。如游国恩诸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有这样的意见：“从创作实践来看，韩愈主要是继承李白的自由豪放，和杜甫的体格变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传统，独立开拓道路。和白居易着重继承杜甫现实主义精神有所不同。”詹锳先生《唐诗》也是这样说的：“在韩愈诗里也有些反映现实的。但这样的诗数量不多，而且往往和个人的不幸交织在一起，认识不够深刻。”张燕瑾同志《唐诗选析》认为：“韩愈的诗歌追求奇险，形成了宏伟奇崛和‘以文为诗’的特色。但反映社会重大生活内容少，比较肤浅。”类似的意见还有，这里不一一列举。我以为上述诸先生的论断值得进一步探讨。韩愈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在数量上不及杜甫和白居易，但反映人民疾苦不是评价作家作品的唯一标准，就韩愈而论，他的诗歌既有深切同情人民苦难，揭露统治集团罪恶的篇章，也有不少是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佳什，更有猛烈抨击佛、道二教危害之作，还有指斥当权者压抑人才，抒发怀才不遇的作品。这些都从不同方面较为深刻地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的重大生活，有强烈的战斗性，应该说也是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

生平年表

唐贞元二年（788年）韩愈十九岁，怀着经世之志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均失败， 韩愈雕像

直至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进士考试才考取。按照唐律，考取进士以后还必须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韩愈又三次参加吏选，但都失败；三次给宰相上书，没有得到一次回复；三次登权者之门，均被拒之门外。 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二十九岁，受董晋推荐，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这是韩愈从政开始。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中，边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边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六年冬，韩愈第四次参吏部考试，第二年（801年）通过铨选。这时期写的《答李翊书》，阐述自己把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古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主张，这是韩愈发起开展古文运动的代表作。这年秋末，韩愈时年三十四岁，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韩愈步入京师政府机构任职开端。任职四门博士期间，积极推荐文学青年，敢为人师，广授门徒，人称“韩门第子”。 贞元十九年（803年）写了名作《师说》，系统提出师道的理论。冬，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在任不过两个月 韩愈

，为了体恤民情，忠于职守，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因遭权臣谗害，贬官连州阳山令。韩愈三年任职阳山令，深入民间，参加山民耕作和鱼猎活动，爱民惠政德礼文治，《新唐书·韩愈传》因此特书“有爱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 在阳山令任上，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韩愈门下，与青年学子吟诗论道，诗文著作颇丰，今见之《昌黎文集》有古诗二十余首，文数篇。此时构思并开始著述的《原道》等篇章，构成韩学重要论著“五原”学说，这是唐宋时期，新儒学的先声，其理论建树影响巨大。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年夏秋之间，韩愈离开阳山，八月任江陵法曹参军。 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 元 韩愈

和三年（808年），韩愈改真博士。 元和四年（809年），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是年冬被降职调为河南令，以后相继任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年），晋升为比部郎中史馆修选，完成《顺宗实录》著名史书编写。 元和九年（814年），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 元和十年（815年），晋升为中书舍人。 元和十二年（817年），协助宰相裴度，以行军司马身份，平定淮西乱，因军功晋授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 “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得表，龙颜震怒，要处以极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免得一死，贬为潮州刺史。韩愈任潮州刺史八个月，概括说来：驱鳄鱼、为民除害；请教师，办乡校；计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千余年来，使潮 韩愈纪念馆|

州成为具有个性特色的地域文化，潮州地区成为礼仪之邦和文化名城！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韩愈调任袁州刺史，虽然仅在袁州九个月，却办了一件“禁隶”的大好事，据新旧《唐书》记载：“袁人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则没入之。愈至，悉计庸得赎所没入之父母，七百余人。因与约曰：禁其为隶。”当地人为了感激韩愈的这一行为，建了昌黎书院（今存）表示纪念。 元和十五年（820年）九月，韩愈诏内调为国子祭酒。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 长庆二年（822年）单身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史称“勇夺三军帅”，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九月转任吏部侍郎。 长庆三年（823年）六月，韩愈晋升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之地称复杂难理，在韩愈整治下，社会安定，盗贼止，米价不敢上。后相继调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编辑本段代表作品

师说

题解 本文见《昌黎先生集》。为作者赠李蟠之作。主旨在于阐明师道。“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 韩愈

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原文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题解本文与《马说》同是宣扬重用人才的文章。然而写法自有不同。作者在本文中匠心独运，用“伯乐一过 韩愈听颖师弹琴

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比喻“大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赞颂乌重胤慧眼识贤、善于荐拔人才；又用“私怨于尽取”反衬乌公“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的难得可贵，似“怨”而实颂，且比正面称赞更为有力。文中也不直写温生之贤能，而是从多方面叙说温处士出仕后给东都带来的“不良”影响，反面衬出其过人之才，十分含蓄而巧妙。 原文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夫冀北马多天下，伯乐虽善知马，安能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谓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伯乐知马，遇其良，辄取之，群无留良焉。苟无良，虽谓无马，不为虚语矣。” 东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乌公以鈇钺镇河阳之三月，以石生为才，以礼为罗，罗而致之幕下；未数月也，以温生为才，于是以石生为媒，以礼为罗，又罗而置之幕下。东都虽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执事，与吾辈二县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咨而处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处者，谁与嬉游？小子后生，于何考德而问业焉？缙绅之东西行过是都者，无所礼于其卢。若是而称曰：“大夫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焉。”岂不可也？ 夫南面而听天下，其所托重而恃力者，惟相与将耳。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愈縻于兹，不能自引去，资二生以待老。今皆为有力者夺之，其何能无介然于怀耶？ 生既至，拜公于军门，其为吾以前所称，为天下贺；以后所称，为吾致私怨于尽取也！ 留守相公首为四韵诗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全文解释伯乐一经过冀北的原野，马群就空了。冀北是天下马最多的地方，伯乐虽然擅长相马，怎么能使那里的马群空了呢？解释的人说：“我们说的空，不是没有马了，而是没有好马了。伯乐能识马，一遇到好马就把它挑去，马群里留不下一匹好马。如果没有一匹好马，那么说没有马，也不能算是假话了。” 东都洛阳，原本是士大夫的“冀北”。有真才实学而隐身不仕的，洛水的北岸有一位，叫石生，洛水的南岸有一位，叫温生。御史大夫乌公凭借度使的身份镇守河阳的第三个月，认为石生是个人才，就依照礼仪，把石生招入幕府。没有过几个月，又认为温生是个人才，于是通过石生作媒介，又把温生招入幕府。东都有真才实学的人尽管很多，可是怎么禁得起早晨挑选一个，把最好的带走，晚上挑选一个，把最优的带走呢？这样一来，从东都留守、河南尹起，到各部门的主管和我们两县的官吏，如果政事上遇到疑难问题，或者办案时遇到可疑点，找什么人去商量妥善解决呢？辞官回乡的士大夫们和谁一起游玩呢？青年后辈又到哪里去考究德行、请教学业呢？东来西往经过洛阳的官员们，也无法依礼到他们的住所去拜访。像这样也就可以说是：“御史大夫乌公一到洛阳，洛阳处士们的住所里就没有人了。”难道不行吗？ 皇帝处理天下大事，所托付、依靠出大力的，只有宰相和将军罢了。宰相为皇帝搜罗人才到朝廷，将军为皇帝选拔文人武士到军帐里，如果这样，要使国家内外不安宁，那是不可能的了。我被束缚在这里，不能自己引退，想依靠石、温两位的帮助度过晚年。现在，二位都被有权力的人要走了，这又怎能不使我耿耿于怀呢？ 温生初到，在军门拜见乌公时，希望把我前面所说的，代为天下人祝贺；把握后面所说的，替我表示对选尽人才这件事的抱怨。 东都留守相公首先写成一首四韵诗来赞美此事，我便依照他的诗意写了这篇序。 另附思想感情本文大力赞扬乌公对人才的识别与怜惜举荐，论述能识别人才者对人才的重要性。一是代为天下祝贺；二是对选尽人才这件事抱怨。其用意是大力赞扬乌重胤能识别人才，也是希望自己也能被发现、举荐。

杨景贤西游记小说，西游记有几部？各自写的什么？吴承恩写的和杨景

吴承恩生平

吴承恩(1500-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人。明代小说家.

吴承恩出生于一个由下级官吏沦落为小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吴锐性格乐观旷达，奉行常乐哲学，为他取名承恩，字汝忠，意思希望他能读书做官，上承皇恩，下泽黎民，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忠臣。 吴承恩小时候勤奋好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他精于绘画，擅长书法，爱好填词度曲，对围棋也很精通，还喜欢收藏名人的书画法贴。少年时代他就因为文才出众而在故乡出了名，受到人们的赏识，认为他科举及第，“如拾一芥”。《淮安府志》载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他除奋好学外，特别喜欢搜奇猎怪，爱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类的书籍。如《百怪录》、《酉阳杂俎》之类的小说野史，这类五光十色的神话世界，潜默化中养成了搜奇猎怪的嗜好，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爱好有增无减。这对他创作《西游记》有着重大的影响。 30岁后，他搜求的奇闻已“贮满胸中”了，并且有了创作的打算。50岁左右，他写了《西游记》的前十几回，后来因故中断了多年，直到晚年辞官离任回到故里，他才得以最后完成《西游记》的创作，历时7年。

步入青年时代的吴承恩是狂放不羁、轻世傲物的年青人。社会地位的低下，贫穷困苦的处境，使这位大才子狂放不羁，招来了纷至沓来的笑声，被人交口称誉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吴承恩约二十岁时，与同乡一位姓叶的姑娘结婚，婚后感情甚笃。吴承恩虽然狂放不羁，但他品行端正 ，忠于自己的妻室。

嘉靖十年，吴承恩在府学岁考和科考中获得了优异成绩，取得了科举生员的资格，与朋友结伴去南京应乡试。然而才华不如他的同伴考取了，他这位誉满乡里的才子竟名落孙山。

第二年春天，他的父亲怀着遗憾去世了。接受初次失败的教训，吴承恩在以后三年内，专心致意地在时文上下了一番苦功，在嘉靖十三年秋的考试中却仍然没有考中。吴承恩羞恨交加，这年冬天，竟病倒了。 两次乡试的失利，再加上父亲的去世，对吴承恩的打系是沉重的。在他看来，考不取举人，不仅付资无由，而且愧对父母，有负先人。但他并不以为自己没考取是没本事，而只是命运不济，他认为"功名富贵自有命，必须得之无乃痴？"

吴承恩一生不同流俗，刚直不阿。他之所以才高而屡试不第，很可能与他不愿作违心之论以讨好上官有关。他厌恶腐败的官场，不愿违背本心，对黑暗的现实持否定态度。他在《二郎搜山图歌》一诗中写道：“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惜。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认为“民灾”的形成，社会现实的丑恶，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用人不善，让“五鬼”“四凶”那样的坏人当道。他想“致麟凤”，行“王道”，扭转乾坤，但是怀才不遇，壮志未酬，只能空怀慷慨，抚事临风叹息。

生活困顿给吴承恩带来的压力并不小于科考的失利。父亲去世以后，他需要操持全家的所有开支，但他却没有支撑门户的能力，更没有养家活口的手段。家中生活来源，除了每月从学府里领回六斗米外，只能坐食父亲所留遗产了。

品尝了社会人生酸甜苦辣的吴承恩，开始更加清醒地、深沉地考虑社会人生的问题，并且用自己的诗文向不合理的社会进行抗争。

吴承恩的西游记

吴承恩曾写过一本志怪小说《禹鼎志》。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他的志怿小说、神话小说，写的虽是神仙鬼怪，其实着意的还是在于“人间”，为的是寄托他的政治理想，鞭笞邪恶势力，使读者“悚然易虑”，并非无为而作，或搜奇猎异以资谈笑。他创作《西游记》，目的也是如此。在《西游记》四十五回中，写到孙悟空布置自然之神布云、打雷、下雨时，特别命令雷公邓天君说：“老邓仔细替我看那贪赃坏法之官，忤逆不孝之子，多打死几个示众！”孙悟空最恨的是“贪赃坏法之官”，这与吴承恩在许多诗文中所表现的特别仇视贪官污吏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西游记》的神话世界里，处处有人间的影子：神圣的天宫表面气派不凡，至高无上的玉帝却贤愚莫辨，十分昏庸，天庭和人间的王朝相仿佛；地府森严，官官相护，贪赃枉法，无辜的人有冤难伸，和地上的衙门并无两样；妖魔鬼怿杀人吃人，贪财好色，仗着魔力法术称霸一方，无恶不作，简直是人间恶霸、官僚的化身。《西游记》还写到了一些人间国度，那里的统治者大多是“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的”，这同样是明朝廷君臣祸国殃民罪行的写照。吴承恩塑造的孙悟空，嫉恶如仇，神通广大，一切称凶逞狂的妖魔鬼怪在它的金箍棒下都推动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或一命呜呼，或束手就擒，这都反映了吴承恩扫荡社会丑恶现象和丑恶势力的强烈愿望，也是《西游记》民主性精华之所在。

一生穷困的吴承恩，奋尽全力完成中外闻名的《西游记》后，带着悲喜交加的心情，约于万历十年离开了人世。

《西游记》的出现，开辟了神魔长篇章回小说的新门类，书中将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通严肃的批判巧妙的结合的特点直接影响着讽刺小说的发展。《西游记》是古代长篇小说浪漫主义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它也是浪漫主义的杰作。《美国大百科全书》认为它是“一部具有丰富内容和光辉思想的神话小说”，《法国大百科全书》说：“全书故事的描写充满幽默和风趣，给读者以浓厚的兴味。”从19世纪开始，它被翻译为日、英、法、德、俄、等十来种文字流行于世。

西游悬念

《西游记》的作者是不是吴承恩？数百年来一直是一个历史悬案。二十年代，胡适与鲁迅从清代学者中论证出《西游记》作者是淮安嘉靖中岁贡生吴承恩。但是，从目前所能见到的各种《西游记》版本，都没有一部是署名吴承恩所作的。最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推出《话说吴承恩———〈西游记〉作者问题揭秘》一书，提出《西游记》的作者不是吴承恩，而是明嘉靖的“青词宰相”李春芳。

其考证思路是从世德堂本《新刻出像大字官板西游记》卷首的“华阳洞天主人校”的“校”字入手，对比杨致和《西游记》和朱鼎臣《释厄传》两个版本之间增、删、改的故事情节变化及发展，论证小说的成书过程，理顺这三个版本的出版顺序，结合其中所体现的佛、道、儒三家思想脉络，追根溯源论证《西游记》作者的阅历及身份，考证出《西游记》一书与吴承恩毫无关系，真正作者应为明嘉靖时代的“青词宰相”李春芳。

吴承恩有诗《赠李石麓太史》，石麓为李春芳的号。李籍隶江苏兴化县，嘉靖年间状元及第，因善撰“青词”而累升宰辅。少时曾在江苏华阳洞读书，故又有号“华阳洞主人”。曾受命总校《永乐大典》。在《西游记》第九十五回有一首诗：“缤纷瑞霭满天香，一座荒山倏被祥；虹流千载清河海，电绕长春赛禹汤。草木沾恩添秀色，野花得润有余芳。古来长者留遗迹，今喜明君降宝堂。”沈先生发现，这首诗的第四、五、六、七四句，暗含“李春芳老人留迹”，与卷首“华阳洞天主人校”指的是“编撰《西游记》”之意。

胡适与鲁迅主张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的根据是明天启间《淮安府志》，该志记有吴承恩作《西游记》，但未说明此为何类图书。清代咸丰重刻《淮安府志》删去这一条。

1983年末，章培恒先生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中指出，从《西游记》问世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三百余年里，各种刊本或署朱鼎臣编辑，或只署华阳洞天主人校而不署作者姓名，或署丘处机撰，没有一本承认吴承恩的著作权。胡适1921年的《西游记序》也说此作“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后来鲁迅先生力主吴承恩说，胡适得到鲁迅抄给他的材料，便在《〈西游记〉考证》中也持此主张。然而细观他们的考证，所依据的间接材料有二条，直接材料仅一条。

间接材料1：吴玉搢（1698－1773）《山阳志遗》卷四：

天启旧《志》（指天启《淮安府志》）列先生（指吴承恩）为近代文苑之首，云“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邱长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则称罗贯中也。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

吴玉搢距《西游记》问世已近二百年，判断的依据又唯有明天启《淮安府志》，他的发言权其实和我们差不多。

间接材料2：阮葵生（1727－1789）《茶余客话》卷二十一：

按旧《志》，称射阳性敏多慧，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著杂记数种。惜未注杂记书名，惟《淮贤文目》载射阳撰《西游记》通俗演义。是书明季始大行，里巷细人乐道之，而前此未之有闻也。……按明郡志谓出自射阳手，射阳去修志未远，岂能以世俗通行之元人小说攘列己名？或长春初有此记，射阳因而演义，极诞幻诡变之观耳；亦如《左氏》之有《列国志》，《三国》之有《演义》。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人读之不尽然，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

这里判断的唯一依据仍是天启《淮安府志》，据鲁迅先生分析，阮葵生实际上是据吴玉 《山阳志遗》卷四写成，因为它沿袭了该书将《淮安府志》中“复善谐剧”作“复善谐谑”的误书。吴、阮两人都提到书中淮上方言，但都是在先肯定吴承恩之作就是小说《西游记》之后的旁证，但学术界对小说中的方言问题一直有较大争论，清初黄太鸿《西游记证道书跋》就已称：“篇中多金陵方言”。清代称吴承恩为作者的还有丁宴《石亭记事续编》、焦循《剧说》等，但他们或据《淮安府志》，或依《茶余客话》，这意味着将著作权判给吴承恩的依据其实只有一条。

直接材料：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

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口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

章培恒先生根据这条材料，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论证。

正面：

《淮安府志》没有说明吴承恩《西游记》的卷数或回数，也没说明该篇的性质。历史上常有两种著作同名的现象，如清初沈谦与唐孙华就各有一部《东江集钞》，明代与清代都有一部小说名为《如意君传》。约比吴承恩大二十岁的安国也写过《西游记》，不过那是游记之作。因此，并不能据此断定吴承恩的《西游记》就是百回本《西游记》。

反面：

清初著名藏书家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卷八史部地理类有如下著录：

唐鹤征《南游记》三卷吴承恩《西游记》沈明臣《四明山游籍》一卷

其时距万历二十年（1592）《西游记》首刻刊行已有半个多世纪，它已是大家熟知之书，可是黄虞稷却将吴承恩的《西游记》明确归入地理类，足见该书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游记，就像与吴承恩同时代的人写过《东游记》、《南游记》之类的游记一样。

专家们认为，关于《西游记》作者历来有种种不同说法，大都否认为吴承恩所作。也有人认为，关于《西游记》作者，以往也有人提出是李春芳。只根据《西游记》中的一首诗是暗含李春芳，还不够有说服力，这只能是一家之言。要真正解开《西游记》作者的历史之谜，还需要进一步发掘更多的第一手资料。

吴承恩擅长绘画、书法，多才多艺。然而科举不利，至中年始为岁贡生。60岁时出任长兴县丞，又因与长官不谐，拂袖而归。后又聘任过荆王府纪善。

★吴承恩家世考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1506—1582），字汝忠，一字以忠，明代中叶淮安人。淮安在汉代曾叫射阳县，县的东南有一湖泊叫射阳湖，所以吴承恩以“射阳”为号，经常自署为“射阳居士”。后代亦有人称他为“射阳山人”，这大约不是他当年的自号。淮安地处淮水之南，秦汉时期为淮阴县。唐代为楚州，一度时期也曾改称过淮阴郡，故他在署名时，前面往往冠以“淮阴”二字。这是明清时代两淮文人的普通风气。

关于吴承恩的家世，目前人们了解的还是很少。因为资料太少了，迄今为止，可供查考的资料主要的只有《先府宾墓志铭》一种。现在，我就根据这篇墓志铭和其他一些材料，作如下一些推测。

吴承思先世涟水人，是后来迁到淮安的。是什么时间迁居淮安的呢？他自己没有讲，我猜想最迟不应晚于明初。其理由有二：

第一， 从时间上推算，应在明初之前。《先府宾墓志铭》云：

先世涟水人，然不如何时徙山阳。遭家穷孤，失谱牒，故三世以上莫能详也。曾祖讳鼎；祖讳铭，余姚训导；皇考讳贞，仁和教谕。

这里所说的曾祖、祖、皇考，均是以吴承恩的父亲吴锐的身份来说的。所谓“三世以上”，就是指的这三世，并不包括吴承恩父子，若连他们父子计算，当为五世。这五代吴承恩是清楚的，从他父亲的曾祖吴鼎向上便“莫能详也”。吴承恩生于十六世纪初，距明代开国 130余年。按通常 3 0年为一世的说法来计算，吴承恩向上四代为 12 0年，时间正好是明初。“三世以上莫能详也”的意思，明显是说吴鼎并非迁淮始祖，迁淮是他以前的一世、二位甚至几世的事，只不过是因为没有谱牒，吴承恩说不清楚罢了。所以，吴氏迁淮不当晚于明初。

第二，元朝末年战争频仍，淮安所遭战祸尤为严重，土著居民死散殆尽，人口锐减。据黄梨洲为淮安杨士杰作的传记，以及曹镳《淮城信今录》、杨庆之《春宵呓剩》等记载，“明初谁人存者止七家”。“淮人”大概指的是城内居民，“七家”可能是指七个姓。据说这七姓是一“节孝徐（积）、槐树李、梅花刘、切面张、面合王、裱背王、南门潘（埙）”等几家。此外，还有人说七姓中有姓吴的，但那是指的是后来中进士做过御史的吴节、吴那一家，与吴承恩并无瓜葛。吴承恩的祖先不是淮安元代遗民，而是元末明初从涟水迁入的。明初，明太祖针对江北居民稀少的状况实行移民政策。来谁的移民多迁自江南，而且多为富户或军官。至今淮安许多人还世代相传说自己老家是江南苏州或其他什么地方。吴承恩家由北向南，自然不属于这个潮流，应该是元末明初破产农民的流迁。

吴承恩祖先迁淮后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呢？《先府宾墓志铭》中没有谈及。当时迁淮的人中有的是军籍，隶戎于淮安卫、大河卫、宽河卫等卫所；有的是商籍，从事商业活动；也有一些人是先人在淮做官而定居下来的；有些人家从事医业，如潘家、卢家；还有很多人家从事儒业，依靠读书做官吃饭，等等。吴承恩家不是军籍，也不是做大官人家的后裔，也不象一开始就是业儒的。据《先府宾墓志铭》记载，吴承恩家出过两代学官：曾祖吴铭做过浙江余姚县的训导，祖父吴贞由例贡做过浙江仁和县（今杭州市）的教谕（同治《山阳县志》卷九、光绪《杭州府志）卷一0二的记载均为训导）。训导与教谕都是官微俸薄的冷官，远离家乡，颠沛流离，妻儿往往不能团聚在一起。当吴承恩的父亲吴锐四岁时，其母梁氏，带着他一起去仁和，夫妻父子团聚以享天伦之乐。团圆的日子还未过数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吴锐的父亲即吴承恩的祖父吴贞竞病逝任所。梁氏无奈，只有带着四岁的孤儿吴锐回淮。由于他家两代经营的是“九儒十丐”的“穷儒”，既无什么积蓄，更无其他收入，所以家境越来越穷。因为穷，又无亲友接济，吴锐到了上学的年龄也不能上学，比别人家孩子迟了好几年，才开始进入社学读书。因为无钱给社学先生送礼，先生就不怎么教吴锐。但是，吴锐很聪明，在旁边专心听先生给别人讲，居然学到了所有的课业，并且学得很好。吴锐的聪慧感动了社学先生，得到了先生的赞赏，推荐他到乡学去继续读书。但终因吴家家计困难而没有去成。梁夫人痛心疾首地说：“吴氏修文二世矣，若此耳，斯孤弱奈何！”先是梁夫人哭泣，接着吴锐也跟着哭，母子抱头痛哭一场了事。吴锐失学以后干些什么我们无法知道，但他到二十岁的时候，便娶了小商人徐家的女儿成了家。佛家世代卖花边花线一类小商品，吴说便承袭了他家的行业，坐在店堂里成了一个小商人。从这一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吴承思家的一些老底。所谓“修文二世”，大概就是指的承恩的曾祖吴铭和祖父吴贞。再进一步细细琢磨这句话，似乎吴家业儒的也仅此两代，其先世并不是读书人家。吴家先世既非业儒，又非军籍，更非官宦，此外要么就是从事农业，要么就是经营商业。两相比较，我认为他家初迁淮时经营的是小商业可能更象些。这里有两条理由。

一，吴承恩家并无地产收入。有人说，吴家迁淮后原住在二铺灌沟，从事的是农业。他们的根据是因为吴承恩死后葬在那里，并称那儿为“先垅”。这个证据是不足为凭的。“垅”就是墓地，“先垅”是先人墓地的意思，并不说明他家在那儿有多少土地。城里人死了总不能埋在城里，葬到乡下去是必然的，在乡下买一块土地作为墓地是正常的事情。当然，吴家一开始就置下这块地产，自然用不着再去买的。但我想那样是不大可能的。吴家由涟水迁来，如果原来就是地主富户，那他就不会放弃原有的土地，抛开家园到这儿来重置田产，如果是破产农民迁来，那他更不会有钱到淮安乡下买田。明初从江南向江北移民，是因为江北地多人稀，动员江南富户到江北垦荒，是有开发江北的目的的。当时是用行政手段“赶”来的，淮安至今农民中仍有“洪武赶散”的说法。明初涟水的经济状况不会比淮安好，吴家迁淮决不是因为是富户而被“赶”来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如果吴家拥有一定的地产，当做教谕的吴贞死后，吴家不至于穷到那种地步，吴承恩的父亲连个社学都上不起，迟了几年才上；上了社学又无钱给先生送礼，以致受人歧视；到了最后还是辍学了事。依我的推测，他家简直没有什么地产，他家先辈迁淮后根本不是农民。

二，我认为吴家来淮后就住在河下。当时河下在淮河（当时也叫黄河，黄河夺淮后，这一带淮河下游也是黄河的下游。），西边则是运河，河下处在两河之间，是一个商埠。当时从各地来的商人和各种职业的人很多，大都聚居在这里。这些人后米都逐渐入了山阳籍。他家迁淮后落脚于河下，处在一个家家经商的街市之中，从而受其影响，从事某种小商业来谋生是很自然的事情。从现在他家在河下的周围环境来看，正是这样的情况：打铜巷、钉铁巷、粉章巷、估衣街包围在他家的四周。这些巷子里的居民基本上经营着巷名中所列的行当。当经商有了余利，生活状况有所改善，就向读书做官的方向进取，并且有了一些成效，出现了两代学宫（尽管吴贞是例贡生出身，可能要出一点钱，但正好证明他家既有读书子，经济上又小有富余）。这时，他家便抛弃了原来所经营的与现在做官（虽然是不入流的小官）身份不相称的商业，生活来源就靠做学官的微薄俸禄来维持。一旦这条道路出了问题就会出现麻烦。果然，吴贞死了，没有官俸了，全家生活立即出现危机，连吴说上社学读书都困难。如果是官僚兼地主的家庭，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吴家没有地产，生活艰难，是可以想见的。这时为生活所逼，“修文二世”的书香子弟，中途辍学，弄到店堂做起小生意来，一下子又退回到了小商人的地位。这对于吴家来说，祖上经营过的职业，后人重新拾起，轻车熟道，一般情况下是很自然而不突兀的。

吴承恩说他家的境况“穷孤”。“穷孤”是他家世的主要特征。所谓“穷”，主要是指经济上困难。如前所述，他家确实不富裕，有时比较艰难。另外，也可能兼有指命运不太好的意思，几代以来曲曲折折不发达，没有交上当大官、发大财的好运。已经做了两代小官了，结果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又回到了原来的地位，陷入艰难困境。所谓“孤”，大概指人丁不兴旺，几代单传，势单力薄，人口不多。吴家困难了，无人资助，受人欺侮了，也没有人为他撑腰；吴承恩的父亲受尽了官府胥吏的敲诈勒索，也没人为他说句公道话。这些明显看出他的家族是多么“穷孤”、寒微。家族内既没有做大官赚大钱的人可以作为他家政治上或经济上的靠山，恐怕本族中的兄弟叔伯都很少，现在还没发现他的家族中其他人的记载。种种迹象表明他家可能几代单传。

吴承恩的亲戚关系中，也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祖上的亲，吴承恩没有谈到过，大概无足称道。祖母梁氏娘家何处不清楚，八成是淮安人。当时淮安梁家也不显耀，舅祖的情况也不知道。未见有祖姑母的记载，无从谈起。嫡母徐氏是个商人的女儿，生母张氏何许人也更一无所知。关于舅家及姑母家，竟连片言只语也未见，或者干脆就没有姑母。吴承恩的父辈以上亲属情况，简直是个谜。

有人乐于称道吴承恩自己这一代中的两门亲戚：一是姐夫沈家，另一是妻舅叶家。他们分别是沈翼和叶淇的后裔。沈翼和叶淇二人，分别在景泰年间和弘治年间任过南、北户部尚书，这两家在淮安都很有地位。但是，吴承恩的姐夫和妻子大概只是这两家的族人，并非这两位尚书大人的嫡传裔孙。然而总算是沾亲带故，有一点亲戚关系。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两门亲戚的情况。

先说姐夫沈家。《先府宾墓志铭》云：“徐夫人生一女承嘉，适同郡沈山。”据此可知，吴承恩的姐夫叫沈山。怎么知道沈山与沈翼是本家的呢？这是沈山的女儿的儿子即外孙，也就是吴承恩的表外孙丘度，为他的父母撰写的墓志铭中反映出来的。该墓志铭云。“向淮郡称大姓者，先尚书沈公之族也；吾母乃公之族，同知公之孙女也。”此墓志铭又云，其外祖母是“吴太夫人”，“射阳吴公，母舅也”。由此可知，丘度的母亲沈氏是吴承恩的外甥女，即“吴太夫人”吴承嘉的女儿。那么，吴承恩的姐夫沈山当即为“先尚书沈公之族也”。淮安当时姓沈的尚书只有沈翼一人，所以，沈山是沈翼的族人。此外，丘度的中表兄弟在沈翼的族谱中均有明确记载，而且沈氏族谱中还把丘度作为重要亲戚记载进去。这些都是确证。

据丘度《平涯公墓志铭》，沈氏“先世家东鲁，国初始祖七一公避兵徙山阳，遂家焉。后嗣以科目显，其占甲第有讳翼者，累宫南京户部尚书，正统间有御虏功。讳珤者，官吏科都给事中，升太仆寺少卿，直声于台剩讳纯者，累官至四川右布政，功在生民……纶音赫奕，科名蝉联，吾淮数巨姓宦族，指首屈则及沈。”这确实是一个显赫的家族。然而，此沈氏族谱中竟然没有沈山的名字，更没娶吴氏的记载。按照丘度与沈氏家族的关系，沈山应是沈 。沈 或者就是沈山的谱名、后改名。这有如下根据：一，丘度撰《平涯公墓志铭》云：“夫沈族乃淮之乔木一旧家，吾母敕封赠恭人毓秀之门，而平涯公与余有表兄弟之雅者也。”平涯公名沈朴，字质夫，别号平涯，长丘度三岁。

二，沈倩《上林苑监署丞丕显府君行略》云：“丘公震冈（丘度字震冈），先祖中表昆弟也。”沈倩的先祖即沈朴。

三，沈培宽《府君行述》云：“曾王父见背时，王父完白公年十二，托孤于表兄震冈丘公。”沈培宽的曾祖父也还是沈朴。

西游记有几部？各自写的什么？吴承恩写的和杨景贤的有什么区别？谁先写？

一共有两部

当杨景贤决定投入杂剧《西游记》的创作时，他必须首先背负起前人留下的取经故事的框架和主题影响，不管他对佛教的态度如何，佛教的内容已经是广泛渗透于取经故事的题中应有之义了。杂剧《西游记》确有宣扬佛教思想的内容，这当然有其消极的一面。但是，如果考虑到取经事实本身就是一种宗教行为，早期记载取经史实的资料都是宣扬宗教教义的；而且杨景贤之前的大部分取经题材文学作品都有比较浓厚的宗教思想倾向；还要考虑到作者所处的元末明初正是崇尚佛教的社会思潮兴盛的时期，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杨景贤的《西游记》比起前代的取经题材作品来，其宗教色彩不是加强了，而是消弱了。杂剧《西游记》的重大贡献之一便是将取经故事神话化、现实化，逐渐在宗教故事中注入了人们的现实情感、意志、理想和愿望，更多地用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去淡化虚幻的宗教意识，用世俗的、社会的人间百态去削弱西行故事的宗教色彩，从而使这一故事由宗教主题发生了根本转变，转向了神话主题，进而张扬了现实意识和现实精神。（杨景贤版） 吴承恩版的就是我们在电视上看过的86年的版本，与原著基本上无差别。 是杨景贤先写，为吴承恩奠定了基础。 元代西游记有没有这本书了？

西游记（元代杨景贤创作杂剧）

元代作家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写唐僧西天取经故事，计六本二十四折，结构宏大且较为完整，为元杂剧中的宏篇巨制。 杨景贤的《西游记》不论在艺术成就或者在杂剧体制的革创造方面，都有重要的成就，成为后来吴承恩所著《西游记》长篇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为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做了重要贡献。 内容简介 在元代后期曲坛上，杨景贤的《西游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作品。它第一次将民间流传的唐僧赴西天取经故事敷演成六本二十四出大型连台本杂剧，围绕取经过程塑造了以孙悟空为典型代表的一组充满神奇色彩和鲜明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大大丰富了戏剧舞台和古典文学人物画廊,展示了元末文人带有市民化倾向的审美创造能力,为神魔小说《西游记》的问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所发现的杨景贤《西游记杂剧》最早刻本在明代哪个年间？

落实到吴承恩著《西游记》，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刻本是明刊本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刊刻时间为万历二十年(1592年)。所以，如果说《西游记》的祖本为哪一种，现在还只能说是世德堂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西游记》，其实就是世德堂本的校勘本。

吴承恩署名引争议，《西游记》作者究竟是谁

《西游记》作者问题，是400年来旷日持久的一桩公案，谜底至今未解。现在多说为吴承恩，其实并非定论。明代嘉万年间《西游记》问世之际，即告作者佚名。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当时小说为不登大雅之堂的稗官野史，作者不愿署名；二是《西游记》内容广袤，“其有殷鉴存焉”，其中不乏讽刺等敏感话题，书商不敢署名。当然，《西游记》不是“飞来峰”，不是花果山上无父无母的石卵，它理应有一个（或若干个）作者存在，只不过我们还不知道、或者对此持有不同的认识而已。

《西游记》作者署名的三个阶段 1、明代：佚名 今见最早的《西游记》版本是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简称世本），不署作者姓名，其陈元之《刊西游记序》中明确说：“《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特别有趣的是，世本虽然不署作者姓名，却在扉页显著位置署上了“华阳洞天主人校”字样，似乎是要故意“造局”，用一个“校者”来搪塞，而且还用一个假名来混淆视听。大凡明代《西游记》百回本小说，都沿用世本惯例，均告作者佚名。 2、清代：邱处机 清初康熙年间，有汪澹漪者将《西游记》笺评为《西游证道书》，首倡作者为元初道士邱处机（邱本作丘，因讳孔子改）。其卷首置有假托元代大文豪虞集《西游记原序》，其中明确说：“此国初长春真君所纂《西游记》也。”汪澹漪还在《原序》后面添置了《邱长春真君传》和《玄奘取经事迹》两则附录，分别介绍邱处机生平和玄奘大师取经史实，这样三者互证，致使后人深信不疑，“邱作”说从此风行于世。现在所能看到的七种清代《西游记》版本，无一例外，都以邱处机为作者，有的径直署为“邱长春真君著”。不得不说，汪澹漪是一个十分出色的图书策划师，值得今天的出版人借鉴。 3、现代：吴承恩 “五四”之际，鲁迅、胡适和董作宾等学者根据清人提供的线索，多方搜寻史料，经过综合考证，反复论辩，先是批驳“邱作”说这一“不根之谈”，剥去长期以来被邱处机“冒名顶替”的著作权，最后根据天启《淮安府志》“吴承恩《西游记》”的记载论定《西游记》为淮安吴承恩所作。30年代又有郑振铎、孙楷第、赵景深、刘修业著名等学者进行不断引证、申述。从此，“吴著”说几成学界共识，以后刊行的《西游记》作者均署为吴承恩。央视1986年版电视剧《西游记》也署“吴承恩原著”，——“吴著”说籍此深入人心。 邱处机PK吴承恩 进入新时期，在《西游记》作者问题上纷争骤起。先是海外学者在不同场合不断地提出反对“吴著”说的意见，还对“邱作”说，以及其他候选对象作了深入研究，终于在1983年以章培恒先生《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一文为标志，对“吴著”说提出全面质疑，从此拉开了规模空前、影响巨大的新一轮论争。时至今日，犹如披沙沥金，许白云、蔡金、唐新庵、李春芳、陈元之、朱观锭、闫希言等人或遭淘汰，或基本退出“竞选”，只剩吴承恩、邱处机双峰对峙，呈“二进一”的局面。 1、邱处机（1148—1227），字通密，号长春子，始为“全真七子”之一、全真教教主，后自创全真道磻溪派、龙门派，有《大丹直指》、《摄生论》、《蹯溪集》和《鸣道集》等著作传世。因其道教身份与玄奘取经的佛教题材具有先天性矛盾，“邱作”说创立不久也曾遭多方质疑。 其一是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他在《西游记》中发现了“多明制”（官制、官职）的现象，于是怀疑“邱作”说“时间不合”。邱处机是宋元之际人，他创作的《西游记》怎么会有锦衣卫、司礼监、会同馆、东城兵马司等诸多明代的官制与官职呢？反而言之，既然《西游记》“多明制”，那么必定“为明人依托无疑”，其作者当为明代人，尤其不可能是宋元道士邱处机。借用现代刑侦学术语：他“没有作案时间”。 二是乾嘉朴学大师钱大昕。他居然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在苏州玄妙观正统《道藏》中发现并抄出邱处机二卷本《长春真人西游记》。于是所谓邱处机《西游记》真相大白。它原来是全真教道士李志常代师操刀撰写的一本游记，主要记述邱处机率领十八弟子历时四年远赴雪山觐见成吉思汗的途中见闻，以及邱处机与成吉思汗的几场对话，薄薄两卷不足5万字，与《西游记》百回本小说实为同名异书。以邱处机为《西游记》作者，纯属以讹传讹的“郢书燕说”。（参见《长春真人西游记跋》） 鲁迅、胡适正是凭借上述纪昀、钱大昕还有吴玉搢、丁宴、阮葵生等清人提供的材料，运用现代学术方法对“邱作”说作了深入考证和辨析，最终予以推翻之。比如鲁迅以史论视角切入，从“邱作”说产生、流传的历史中揭示出两书混淆的原因，揭穿“清人刻《西游记》小说者（实指汪澹漪）又取虞集撰《长春真人西游记》之序文冠其首”的诸种把戏，从而得出“邱作”说“不根之谈乃愈不可拔”的结论。（《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篇）。 学界还有人坚持“邱作”说，对邱处机的辩护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其一，以《长春真人西游记》否定“邱作”说未必充分，邱处机有可能是两部《西游记》的共同作者。其二，《西游记》是世代累积之作，邱处机所作或为某一原始《西游记》。其三，《西游记》客观存在许多道教全真教内容，邱处机理应是《西游记》作者的不二人选。 鉴于这些“翻案”辩护具有一定迷惑力，特作辨析如下： 邱处机“大小通吃”一人独撰两部同名著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古代文人有“多歧为贵，不取苟同”的为文追求，即使是同类文字也必定会在书名上翻新求变，起码会标出之一、之二。所以，提出这个逻辑上的“充分律”，在今天并无实际的可信度。 “原始《西游记》”，盖指世本《西游记》以前的“西游”作品《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和《西游记》平话。问题在于：1、“原始《西游记》”不等同于《西游记》，“原始《西游记》”的作者也就不等同于《西游记》的作者，所以，所谓“邱处机是《西游记》的原始作者”本身即是一个伪命题，等于自我否定邱处机曾创作《西游记》百回本小说。2、这些原始“西游”作品的署名情况相当清晰：《诗话》系唐五代时寺院讲经话本，无名氏作；《西游记》杂剧为明代戏曲名家杨景贤所作（据孙楷第说）；明代《西游记平话》全本已佚去，至今只发现两则片断，分别保留于《永乐大典》和古代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作者佚名，根本没有邱处机的影子。——可见，“原始西游记”与邱处机风马牛不相及。3、当年汪澹漪托名元代大文豪虞集杜撰《西游证道书原序》，明言邱处机所作为百回本《西游记》小说，其有“见书中所载乃唐玄奘法师取经事迹”和“其书离奇浩瀚，亡虑数十万言”之语，并非言辞吞吐地虚指某一种“原始《西游记》”。把邱处机作为《西游记》的“原始作者”，不过是一些邱处机拥趸们无奈的美好梦呓。 至于“《西游记》有全真教内容，作者即为道教中人”，此论并不靠谱。《西游记》是中国文化宝典，三教共处，九流杂存，具有多元化文化底蕴，儒释道、抑或诸子百家，任何一方都无法以此将《西游记》揽入独家彀中。殊不知，《西游记》神魔世界，精魅故事，其中竟有不少儒家言论，我们难道可将《西游记》视为《论语》、《孟子》，断定出于孔孟之手？ 总之，这些辩护基本不合学理，似乎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邱作”“不根之谈”的命运。 2、“吴著”说的流行并非偶然，具有丰富的证据支撑。主要有：吴承恩曾任职湖北荆宪王府，符合世本陈元之《序》“《西游记》出于藩王府”的先决条件；《淮安府志》关于吴承恩生平个性，特别是“吴承恩著《西游记》”有明确记载；吴承恩《射阳先生存稿》（现编为《吴承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与《西游记》的多方互证；《西游记》诸多淮海地缘特征，诸如孙悟空原型为淮河神猴无支祁、唐僧籍贯为海州聚贤庄等；当然也还与鲁迅和胡适两位学术大师的崇高威望、人民文学出版社通行本和央视同名电视的强势普及密切相关。 但是，从学理上作仔细考量，“吴著”说也有漏洞。其遭遇的证据“短板”在于：《淮安府志》记录“吴承恩《西游记》”，并没有注明小说体裁及卷回篇幅，根据文史传统，小说未必能够入方志，入方志的必定不是小说。所以它极有可能与邱处机《西游记》一样，也是一部记录吴承恩某次西行方向的游记。后来发现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有“吴承恩《西游记》的著录”，但却被编入舆地类，显然属于地理类（譬如游记）著作；如此，又多了一层“非吴”的确证，“吴著”说被套上了“死结”。 吴承恩：被“存疑”的《西游记》作者 应该看到，面对多方质疑，“吴著”说阵营有所退却。在许多著作和论文中，出现了“《西游记》作者，一说为吴承恩”、“以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学界尚有异见，这里聊备一说”这样委婉而严谨的表述。 我以为，在当前学术背景下，吴承恩有理由作为《西游记》作者的一个合理的指代，因为吴承恩著《西游记》毕竟具备最大的可能性。“信者存信，疑者存疑”，这种“悬置”的方法已有许多成功的范例，并为我们作出了有益的借鉴。如解放前叶德均先生作《西游记研究的资料》，开篇即指出：“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康熙《淮安府志》卷十二均著录吴承恩《西游记》，此《西游记》是否即通俗小说，不无可疑，但在尚无确证可以推翻‘吴作’说之前，仍不妨认他为《西游记》的一个修订者。” （《戏曲小说丛考》下册）并以此为前提展开对《西游记》和吴承恩资料的蒐集、钩辑和征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邱作”说于理不合，在邱处机与吴承恩的巅峰对局中率先出局，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采纳“吴著”说；既然其理由还不够充分，不足以服众，那么暂且存疑——即以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的一个指代，便是最为合理的选择。否则就只能倒退到明代“无名氏”的混沌状态了。 谁能告诉我哪里能买到元杂剧西游记实体书，杨景贤写的

这个有点儿难

西游记的故事题材源于

玄奘(602～664)取经原是唐代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贞观三年(629)，他为追求佛家真义，经历百余国，费时17载，前往天竺取回梵文大小乘经论律657部。这一非凡的壮举，本身就为人们的想象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归国后，他奉诏口述所见所闻，由门徒辨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一书。此书尽管“皆存实录，匪敢雕华”，但以宗教家的心理去描绘的种种传说故事和自然现象，难免已染上了一些神异的色彩。后由其弟子慧立、彦悰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在赞颂师父，弘扬佛法的过程中，也不时地用夸张神化的笔调去穿插一些离奇的故事。于是，取经的故事在社会上越传越神，唐代末年的一些笔记如《独异志》、《大唐新语》等，就记录了玄奘取经的神奇故事。

　成书于北宋年间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似为一种“说经”话本，它虽然文字粗略，故事简单，尚无猪八戒，“深沙神”也只出现了一次，但大致勾画了《西游记》的基本框架，幷开始将取经的历史故事文学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出现了猴行者的形象。他自称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助三藏西行，神通广大，实际上已成了取经路上的主角，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雏型。　取经队伍中加入了猴行者，这在《诗话》流传后逐步被社会认可。一个其貌不扬的猴精，开始挤进了取经的队伍，幷渐渐地喧宾夺主，这在《西游记》故事的神化过程中关系重大。这个艺术形象的形成，与我国古代神话、民间传说及道、释两教的故事中长期流传着诸如“石中生人”的夏启、“铜头铁额”的蚩尤、“与帝争位”的刑天及一些猿猴成精的奇闻异说有关。比如唐代李公佐的《古岳渎经》所载的“形若猿猴”的淮涡水怪无支祁，其“神变奋迅之状”和叛逆的色彩，就与取经传说中的猴王比较接近。至于印度教经典《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虽与美猴王也有许多相近之处，但他即使传入中土，也是被中国化了的。取经故事中的猴行者，以及后来的孙悟空，其形其神，是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融合了历代民间艺人的爱憎和想象后演化而成的。　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取经故事在元代渐趋定型。作为文学作品，猪八戒首次出现是在元末明初人杨景贤所作的杂剧《西游记》中。在此剧中，深沙神也改称了沙和尚。至迟在元末明初，有一部故事比较完整的《西游记》问世。原书已佚，有一段残文“梦斩泾河龙”约1200字，保存在《永乐大典》13139卷“送”韵“梦”字条，内容相当于世德堂本《西游记》第九回。此外，古代朝鲜的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载有一段“车迟国斗圣”，与世德堂本第四十六回的故事相似。另从此书有关的八条注中，也可窥见这部《西游记》的故事已相当复杂，主要人物、情节和结构已大体定型，特别是有关孙悟空的描写，已与百回本《西游记》基本一致，这为后来作为一部长篇通俗小说的成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西游记》的最后写定者是谁，迄今无定论。现存明刊百回本《西游记》均无作者署名。清初刊刻的《西游证道书》始提出为元代道士丘处机作，以后的刻本多相沿用，直到近今还有学者重提此说，但一般认为此说是因将丘的弟子所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与小说《西游记》相混的结果。清代乾隆年间，吴玉搢在《山阳志遗》中首先提出《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当时虽得阮葵生、丁晏等淮安乡人的响应，但未产生很大的影响。直到本世纪20年代，经鲁迅、胡适等人的认定，《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的说法就几乎成了定论，此后出版的小说和史论，一般都将《西游记》归之于吴承恩的名下。但国内外的一些学者也不断提出质疑。在目前正反两方面都未能进一步提出确凿的证据之前，还是将吴承恩暂定为《西游记》的作者。 西游记(201)有什么区别(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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