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料得以保存的曲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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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册库就这样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可黄册的故事，还有那么一点点余绪。

绝大部分后湖库存黄册，在顺治初年便因为种种原因而湮灭，但也有极少数幸运的册籍逃过一劫，流散到了民间。

康熙登基之后，筹修明史，向民间征集前明的各种资料，很快搜罗到了一大批包括户口册籍、奏疏题本、邸报塘报在内的明代文书。

据当时的记载，这批资料中包括了万历至崇祯期间攒造的一千本黄册，这是黄册库硕果仅存的孑遗了。

这些资料在修完明史之后，烧的烧，毁的毁，残存的被送入北京的内阁大库。这个大库坐落于紫禁城内，里面除了存放明末文献之外，还有清代的诸多诏令、奏章、朱谕、外国表章、历科殿试卷子、盛京老档等等。

这个大库的收藏十分丰富，戒备也异常森严，王国维曾经评价说：“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

转眼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大清国眼看要完。这个内阁大库年久失修，收藏急需清理。但主事人不知怎么想的，觉得最没用的就是那些年代久远的档案，把它们都挑出来要统一焚毁。

幸亏在学者罗振玉的坚持下，这个计划没得到执行。罗振玉亲自下场，将这些价值千金的旧档装了八千个麻袋，转移到了国子监内。

及至民国，政府筹建历史博物馆，又把这八千麻袋文件迁到午门，然后就一直扔在那儿无人问津。

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当上了教育总长之后，委托鲁迅进行整理。可惜篇卷浩大，以鲁迅先生的能力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只勉强完成了二十麻袋的工作。剩下的就只能搁在原地，任由别人随意**。

鲁迅先生曾专文介绍过这段经历，叫《谈所谓“大内档案”》，收在《而已集》中，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1921年，教育部的资金入不敷出，便把主意打到了这八千麻袋上面。他们以四千零五十枚银洋的价格，卖了十五万斤档案给西单同懋增纸店。纸店把这些档案运去唐山，准备打成原浆。

幸亏罗振玉得知此事，也幸亏他手里有钱，以三倍价格从纸店把这些档案抢了回来。

罗振玉深入挑拣，从里面搜拣到了颇多明清资料，出版了《史料从刊初编》，是研究明末清初的重要材料来源。

1924年，罗振玉以一万六千元的价格，把这批档案中的十二万斤卖给大收藏家李盛铎；1928年，李盛铎把其中六万件交还溥仪，剩下的卖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史语所从中抢救、整理出了四十册明清史料，尤其是明代史料最为珍贵。

几经周折，这八千麻袋内阁档案已经严重缩水。抗战开始之后，政府迁移了一部分到南京，还有一千七百麻的资料留在了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档案局于1958年对这一千七百麻袋展开了清理工作，最后挑出三百麻袋具有史学价值的资料，其中有三千件明代的文牍档案，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至今。

往日的喧嚣，就这样逐渐远去了。

细小的尘埃缓缓落定在破旧的黄册封皮上，悄然累积，不再飘起。不知历经世事的它如有灵智，是否会回想起那些年在后湖黄册库的日子。

南明史(1)

展龙

展龙，男，汉族，1976年11月生，甘肃靖远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史、历史文献学研究。在《中国史研究》《史学史研究》《史学月刊》《史学集刊》《清华大学学报》《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2008年获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2013年至2015年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2016年始任河南大学社科处副处长，2019年任河南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明史学会理事、河南省历史学会副秘书长、开封市历史学会秘书长等。出版专著4部，参撰著作3部，先后主持、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等10多项。

中文名：展龙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甘肃靖远

出生日期：1976年11月

职业：教师

毕业院校：南开大学

代表作品：《明史辞典》、《明清史料考论》等

性别：男

主要研究方向

明清史、历史文献学

科研成果

著作

1.《元明之际士大夫政治生态研究》（独著，60万字），人民出版社2013年

2.《张居正改革时期民族政策研究》（独著，25万字），人民出版社2013年

3.《明清史料考论》（独著，42万），科学出版社2016年

4.《宪章录》校注（第一，73万字），凤凰出版社2014年

5.《盛世下的潜藏危机：张居正改革研究》（合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

6.《中国史学史》（合著），大象出版社2012年

7.《中国传统文化精粹：官德》（合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4年

论文

1.《焦_编纂义例探微》，《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2期（B类）

2.《乞留：明代舆论的清官期盼与官员调留》，《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B类），《新华文摘》2015/14论点汇编

3.《焦_的史料价值》，《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1期（B类）

4.《万斯同序、论的史学价值》，《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2期（B类）

5.《“四库”馆臣论明代笔记史料》，《图书情报工作》2006年第6期（B类）

6.《中国传统社会转型的深层诠释》，《中国出版》2009年第12期（B类）

7.《传统士人群体心态的深层次解读》，《中国出版》2007年第1期（B类）

8.《教育者与社会人：明代塾师群体的真实描述》，《中国出版》2011年第8期（B类）

9.《“四库总目学”的大胆提出与深层诠释》，《中国出版》2009年第1期（B类）

10.《洪武时期征荐制度考论》，《史学月刊》2009年第4期（C类）

11.《明代官员久任法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C类），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13年第9期全文转载，《文摘报》2013年7月30日论点短辑

12.《略论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1期（C类）

13.《论张居正改革时期南方民族政策》，《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2期（C类）

14.《寓论于考，纠谬钩沉》，《光明日报》（读书版）2007年4月7日

15.简评《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2009年8月29日

16.《元明之际士大夫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0年第1期（C类）

17.《元明之际士大夫的心路历程与人格嬗变》，《河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C类），《新华文摘》2013年第15期篇目辑览

18.《元末士大夫组织“义兵”探究》，《河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C类）

19.《纵逸与迂怪：元末士人的狂狷精神及其现实动因》，《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C类），《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4年第4期学术卡片《中国社会科学报》（文摘）2013年7月29日摘录

20.《试论元末士大夫的民族认同意识》，《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C类）

21.《论元末士大夫的忠义观念与国家意识》，《北方论丛》2012年第1期（C类）

22.《元末士大夫雅集交游述论》，《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C类）

23.《元顺帝时期士人政策述论》，《内蒙古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C类），《新华文摘》2010年第4期篇目辑览

24.《元末士大夫的舆论批评及其蕴涵的时代意义》《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C类）

25.《元末士人的佛道情缘及其文化意蕴》《华夏文化论坛》2013年第4辑（C类）

26.《张居正主政时期水利事业的运营与管理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2期（C类）

27.《明代廪生考辩》，《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2期（C类）

28.《明代诣阙上诉与国家政治研究》，《求是学刊》2015年第3期（C类），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15年第4期

29.《论张居正改革时期的西南民族政策》，《西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C类）

30.《明初江南遗民的政治生态与命运沉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C类）

31.《试论张居正改革时期明蒙贡市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5期（C类）

32.《吴晗治史精神论略》，《天府新论》2009年第5期（C类）

33.《试论王重民目录学研究之特点》《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7年第3期（C类）

34.《焦_的编纂及版本流传》，《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9年第3期（C类）

35.《版本流传考述》，《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6年1期（C类）

36.《焦_征引文献考》，《图书馆杂志》2007年第3期（C类）

37.《高校历史专业课程体系模块式设计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学教学》2012年第5期（C类）

38.《明清文化特点刍议》，《兰州学刊》2006年12期（C类）

39.《“制度化”史学与“政治化”史学》《兰州学刊》2010年第5期（C类）

40.《论忽必烈政权“汉化”进程中的士人政策》，《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09年第5期（中文核心）

41.《张居正改革时期构筑北边防御体系述论》，《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中文核心）

42.《张居正改革前周边民族形势之透视》，《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03期（中文核心）

43.《精雕细琢实事求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14年12月1日

44.《明代宝应地区水利事业研究》，《江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45.《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界对历史学性质的论辩》，《燕山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46.《张居正改革时期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历史透视》，《民族论坛》2013年第6期

47.《张居正改革时期民族政策得失论》，《民族论坛》2013年第1期

48.《明代灵州盐业管理与运营机制研究》，《明史研究》2013年

49.《明代回族政治意识与国家认同研究》，《明史研究》2016年

50.《元末乱世中士大夫的历史命运及其价值抉择》《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51.《明代邸报出版与社会舆情传播》，《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52.《元末士人拯世情怀与经世意识述论》，《石河子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53.《元末士人谋营生计的多途选择及其时代意蕴》，《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54.《元末士大夫视野中的农民战争及其思想意义》，《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55.《论张居正的史学贡献》，《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3期

56.《薛应_史料来源考》，《河南图书馆学刊》2007年第1期

57.《薛应_史料价值初探》，《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3期

58.《焦_著述提要补正》，《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05年第1期

59.《纂修考》，《图书馆界》2011年第6期

60.《论朱元璋教化思想及其实践》，《教育与考试》2011年第5期

61.《论朱元璋的人才观及其实践》，《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62.《朱元璋礼敬孔裔刍议》，《沧桑》2009年第3期

63.《明清以来焦_研究述论》，《历史典籍和传统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2004年

64.《赵纪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开拓者》，《河南日报》2012-07-06

65.《试论张居正的历史思想》，《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66.《张居正史学思想初探》，《第十届明史国际讨论会论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

67.《明洪武专制统治下的士林学风及其嬗变》，《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68.《明洪武时期祭孔仪制考论》，《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69.《明洪武时期文官群体来源及结构考论》，《明长陵营建600周年纪念论文集》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

70.《明清以来天津古代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城市史研究》第24辑，天津社科院出版2007

71.《张居正史学活动及其成就初探》，《历史典籍和正统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2004年

72.《明代孝道文化的社会普及与极端化趋势》，载《孝道文化与社会和谐》，大象出版社2011年

73.《“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河南历史文化资源及其现代价值》，《百年名校，世纪辉煌》，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74.《明代吏治的历史透视及启示》，《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75.《论宋初学与儒学复兴》，载《盛世儒学与中原文化》，大象出版社2010年

76.《求真务实，论从史出》（合著），《教育与考试》2014年第6期

77.《评介》，《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7年第3期

78.《明代回族史研究的学术反思：历史、现状与趋势》，《第十五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2015年

79.《精雕细琢，事实求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

80.《2012年河南省史学研究综述》，《河南社会科学年鉴》，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

81.《高校中国古代史研究型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82.《试论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新疆石油教育学院》2005年2期

83.《高校历史专业教学团队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河南教育》（高校版）2010年第2期

84.《高校历史专业本科生导师制的理论与实践》《高等教育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

85.《高校历史专业特色专业的理论与实践》，《高等教育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

科研项目

1.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代社会舆论与政治秩序研究”

2.主持国家重大出版规划项目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子项目“《明史》后期人物列传”修订

3.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明代社会舆论与政治秩序变迁”

4.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明代回回族群研究”

5.主持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明代回族史》

6.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明代社会舆论与国家政治研究”

7.主持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宪章录》校注”

8.主持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课题“全日制学科教学专业硕士双导师制研究”

9.主持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明代社会舆论史”

10.主持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元明之际士大夫政治生态研究”

11.主持河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改项目“历史学科教学专业硕士双导师制调查与研究”

12.主持河南大学教学改革与质量工程项目“新时期高校历史学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13.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张居正改革时期社会危机探研”

14.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人宋史撰述的文献价值与理论意义”

15.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代水利文献研究”

16.参加河南省高等学校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中国古代史（上）（第二）

获奖情况

荣誉

1.2015年，入选“河南省青年五四奖章”

2.2015年，入选“河南省优秀教师”

3.2015年，入选“第七届河南省优秀青年社科专家”

4.2015年，入选“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者”

5.2012年，入选“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

6.2014年，入选“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7.2014年，入选“河南省百名优秀青年社科理论人才”

8.2014年，入选“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

9.2014年，入选“河南大学杰出科研人才资助计划（长江学者）”

10.2014年，获“河南省优秀博士后”荣誉称号

11.2013年，获“河南省社会科学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12.2013年，获“开封市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13.2012年，获“开封市社会科学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14.2014年，获“开封市社会科学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15.2015年，获“开封市社会科学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第一节　明帝国的分崩离析

公元1644年，在中国干支纪年中为甲申年。这一年的历史上充满了风云突变、波涛叠起的重大事件，阶级搏斗和民族征战都达到高潮，又搅合在一起，在中华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惊心动魄的场面。拿纪年来说，在明朝是崇祯十七年，清朝是顺治元年，大顺政权是永昌元年。三种纪年代表着三个互相敌对的政权，从此开始了逐鹿中原的斗争。

甲申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克北京，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身死，当天大顺皇帝李自成进入北京，标志着明朝的覆亡。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大顺政权凭借兵威和深得民心，迅速地接管了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的大片疆土，统治区包括了现在的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全境以及湖北、江苏、安徽的部分地方。山海关外的明朝军队在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的带领下撤入关内，并且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道投降了大顺政权；清廷乘机派郑亲王济尔哈朗等收取了关外地区，这样就形成了大顺政权同清政权隔关相峙的局面。

以崇祯帝为首的明中央朝廷葬身于农民起义的烈火中，并不意味着明朝统治的全面结束。当时，明朝残余势力盘据的地方还很大。除了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正处于进军四川途中以外，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仍然在明朝委任的各级官员统治之下，他们自居正统，继续奉行崇祯年号，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明的历史是从北廷的覆灭开始的，至于立君继统则是拥明势力内部的事。换句话说，历来的史籍把弘光朝廷的建立作为南明史的开端并不完全准确。

综观甲申三月至四月中旬的全国形势，可以作以下的概括：大顺政权和大西军是农民起义中形成的新兴势力，他们同明帝国一样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区别是明朝残余势力控制的地区内继续维护着官绅地主的封建统治，而大顺军和大西军的***虽然已经有明显的蜕化倾向，但尚未达到质变的程度，他们实行的政策基本上仍然是打击官绅地主、保护农民利益。1644年春天和夏初，大顺军所向无敌，占领了包括北京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这一广袤地区的百姓欣喜若狂，欢迎恐后。连官绅地主除了极少数死心塌地效忠朱明王朝，绝大多数都认为明朝气数已尽，转而寄希望于大顺政权。

长期以来，人们受“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传统观念影响，以为官绅地主对大顺政权一直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这是不完全正确的。事实上自从1643年十月明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部主力被大顺军歼灭以后，明朝官绅眼见大势已去，政治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把明亡顺兴看成是历史上常见的改朝换代，为了自身利益纷纷归附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尽管其中有的人争先投靠，希冀跻身于新兴的大顺朝定鼎功臣之列；有的人虽心怀疑惧，但为形势所迫而随大流。总之，在大顺军被清军击败以前，汉族官绅中的大批文官武将都以投靠大顺政权为惟一出路，而不可能设想去投靠偏处辽东的一个语言、风俗都有很大差异的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政权。顾炎武《日知录》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①在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挣扎图存是宗室、皇亲国戚、世袭勋臣之类“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绅士民没有多大关系；而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则是“被发左衽”（剃头改制），“亡天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应当奋起反抗。这就是甲申之春汉族军民官绅的心理状态。正因为如此，大顺军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就占领了包括京师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除了在宁武和保定两地稍遇抵抗以外（在保定城里“代帝亲征”的大学士李建泰也是主张投降的），到处是一派望风归附的景象。如史料所载，“晋民倡乱者皆传贼不杀不*，所过不征税，于是引领西望”②；京师百姓也“幸灾乐祸，俱言李公子至贫人给银五两，往往如望岁焉”③。崇祯末年曾在朝廷任职的熊开元记，“癸未（1643）、甲申（1644）间，臣待罪圜扉，闻都人望贼如望岁，不啻三百矛刺心而血欲洒而无从也”

①。大顺军占领北京时，不仅“百姓欢迎”

②，明朝廷在京的两三千名官员自尽的只有二十人，其他“衣冠介胄，叛降如云”

③。国子监生陈方策塘报中说：“我之文武诸僚及士庶人，恬于降附者，谓贼为王者之师，且旦晚一统也。”

④史可法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说：“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

⑤北京的明朝官员争先恐后地前往大顺政权吏政府报名请求录用，如少詹事项煜“大言于众曰：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

⑥。给事中时敏声称：“天下将一统矣！”他赶往报名时吏政府大门已关闭，一时情急，敲门大呼：“吾兵科时敏也！”才得以放入⑦

。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时，丞相牛金星说：“公老矣，须白了。”刘连忙分辩道：“太师用我则须自然变黑，某未老也。”勉强被录用⑧。首席大学士魏藻德被关押在一间小房里，还从窗户中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①1644年七月刘泽清致吴三桂信中写道：“三面环观，曾有谁不降贼？”②次年八月在清摄政王多尔衮面前的一场争论也反映了当年情况。都给事中龚鼎孳等人指责内院大学士冯铨是明朝阉党；冯铨反唇相讥，说龚鼎孳曾投顺“李贼，竟为北城御史”。多尔衮问此事实否？龚说：“实。岂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唐太宗。”龚鼎孳急不择言，像项煜一样把李自成比为唐太宗，虽受到多尔衮的斥责，却是大顺军入京后绝大多数明朝廷官员的真实写照③。

明朝辽东军队和官员奉命撤入关内勤王，由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带领于三月十三日全部进关，驻扎于昌黎、滦州、乐亭、开平一带④。当他们得知大顺军已经占领北京，明朝廷覆亡时，就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道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归附大顺政权；黎玉田被委任为大顺政权四川节度使，奉李自成之命与明朝投降总兵马科领军西行收取四川。至此，秦岭、淮河以北的明朝军队已全部收编，地方除辽东外均为大顺政权接管。

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

② 戴延栻《半可集》卷一，《蔡忠襄公传略》。③ 刘尚友《定思小纪》。

① 熊开元《鱼山剩稿》卷一，奏疏，隆武元年（1645）十一月二十二日疏。

② 查继佐《国寿录》卷一，《左中允刘理顺传》。

③ 谈迁《国榷》卷一百一。

④ 李天根《爝火录》卷二。

⑤ 《史可法集》卷二，“为时事万分难支，中兴一无胜著”等事疏。⑥ 彭孙贻《平寇志》卷十。

⑦ 彭孙贻《平寇志》卷十。

⑧ 张正声《二素纪事》。

①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

②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九十二页。

③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

④ 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卷二，《封域志·纪事》。

第二节　大顺政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失误

历史曾经给予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统一全国的机会。1644年春天，大顺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接管了包括山海关在内的黄河流域全部疆土，推翻了以朱由检为代表的明朝二百七十七年的统治。摆在李自成面前的任务是怎样才能站稳脚根，实现一匡天下的目的。这一任务实际上取决于两点：一是他应当认识到辽东兴起的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政权是同大顺政权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加强针对辽东的防务是新生的大顺政权存亡的关键。二是在汉族文官武将大批倒向自己的情况下，大顺政权必须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尽量缩小打击面，由打击官绅地主改为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二者是互相关联的。崇祯朝廷的覆亡除了它的腐败以外，主要原因是战略上两线作战，陷于左支右绌的窘境，造成两大对手力量不断的膨胀。大顺政权既然继承了明王朝的“遗产”，避免重蹈崇祯朝廷的覆辙，理应在最大程度上争取汉族各阶层的支持。自明中期以后，缙绅势力已经成为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力量，能不能争取到他们的支持直接关系到大顺政权在管辖区内的稳定和遏制并随后解决辽东的民族对抗。

从当时形势分析，大顺政权的***如果能够高瞻远瞩，对全国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完全可以采取正确的对策。首先，李自成必须放弃对官绅地主实行的追赃助饷政策，代之以轻徭薄赋、整顿吏治。就财政而言，李自成1643年以前，为维护贫苦农民利益实行三年免赋，以没收明朝藩王家产和对官绅追赃助饷来解决数量日增的军队和政权经费的需要，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占领北京以后，接收了明朝皇帝的内帑，没收同朱明王朝关系密切的宗室、国戚、勋贵（指明朝开国、靖难以来所封世袭公、侯、伯爵）、太监的全部家产，可以解决军队和政权的经费，即便需要向官绅士民征派部分赋役，为数也相当有限。只要采取这一措施，就足以赢得绝大多数汉族官绅的支持，结成共同对付满洲贵族的阵线。在这种情况下，清方面临的不是原先腐朽没落的明王朝，而是一个新兴的、充满活力的汉族为主的政权，双方的力量对比将发生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顺政权日益巩固，清方在人口（兵源数量）、物资方面的劣势肯定会越来越明显。

然而，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并没有依据形势的变化在政策上作出必要的调整。他们仍然以农民利益的维护者自居，在管辖区内继续实行打击官绅地主的追赃助饷政策。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农民起义中建立的政权都是封建政权。李自成起义军从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下半年开始在河南一些府县建立地方政权，1643年在襄阳建立中央政权，次年正月在西安正式立国建号。按照这种观点，甲申三月明王朝的灭亡不是被农民起义推翻，而是为一个新兴的封建政权所代替。可是，持上述观点的人却缺乏把自己的逻辑贯彻到底的勇气，因而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也有的史学工作者认为李自成为首的农民政权推行的“免赋”政策并不是免征而是减免，这是不正确的。大量史实表明，大顺政权（包括其前身）在1644年六月兵败退回西安以前，在广袤的地区内都是以追赃助饷代替按田亩计征的赋税。各地文献都表明大顺政权委派的官员到任后几乎毫无例外地拘拿明朝官绅追赃助饷。如甲申三月，刘芳亮部占领大名府，“布州县伪官，毒掠缙绅”①。进占广平府之“次日，拷掠乡绅，以官职大小定银数之多寡，惨不可言”②。高阳县令王瑞图到任后，“奉贼令逼索乡绅，名曰助饷”③。灵寿县“伪令郭廉持符至灵寿，勒乡绅捐饷，恣为横暴”④。肥县县令石传声下车伊始即“置乡绅于狱，比饷银”⑤。临城县令段献珠履任后，“索饷银，毁坊扁，免荒税”⑥。派往山东的大顺军将领郭升“以精贼数万略行齐鲁，张官置吏，四出赴任，旬日间遍于海岱。……奉其敕追掠缙绅，桁杨接踵，相望于道”⑦。济南府“有户政府从事张琚者，谓之催饷司，拷掠宦家子，俾助饷。其被掠者以万历来科目为断，计三十余家。刑具夹桚外，有铁梨花、吕公绦、红绣鞋之名”⑧。阳信县“夏四月，逆闯伪令搜罗邑绅子弟蠲赀助饷，各五百金，勒限追比”⑨。邹平县令王世传上任后“阳言蠲赀租，刑逼乡官，渐及富户，谓之追饷”①。北京聚集着明朝廷大批中央机构的官员，从三月下旬开始，未被大顺政权选用的官员大抵发往各营追赃助饷，“言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②。四月初八日，李自成发现这一举动在政治上已经造成不利影响，下令停止，被押官僚无论完赃与否一律释放，但各地的追赃活动一直延续到大顺军战败西撤为止。与此同时，我们却没有见到大顺政权在甲申五月以前有征收赋税的记载。某些文献由于文字含混给人以大顺政权在退回西安以前就曾征收赋税的印象，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其内容，不难发现所“征”得的银、粮一般都是整数，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按亩计征的赋税不可能是整数，只有追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另一种是征发制造军需物品的翎毛（制箭用）、钢铁等，也不能说是正规的赋税制度。这些都说明大顺政权在北京的鼎盛时期没有制定赋税政策，仍然停留在追赃助饷的阶段。

应当承认大顺政权追赃助饷政策的革命性，它证明李自成虽然已经即位称帝，大将们受封侯、伯等爵，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穷苦兄弟，没有放弃维护农民利益的基本宗旨。处于十字路口的大顺政权在关键时刻跟不上形势，陷于茫然失措的境地。李自成一方面采取了部分办法招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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