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关明朝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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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英译：Ming)（1368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所建的封建皇朝，公元1368年由朱元璋（即明太祖）建立。初定都南京，成祖（朱棣）时迁都北京。

明朝初年国力比较强盛，在明朝前期极盛时，北控内蒙古，西到新疆东部，东北控制了女真地区，西南方管辖云南、贵州，南方建立了交郡。明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卫所制度和土司、土官制度。后来国力逐渐衰落，尤其到了后期社会矛盾尖锐，甚至激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但后来南明政权又延续了十多年，直到最后被清朝消灭。

明朝历史

元朝末期

元朝末期，朝政腐败，国库也日渐空虚。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元政府除了加重赋税以外，还发行新钞“至正宝钞”并大量印制，致使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民不聊生。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政府征调农民和兵士十几万人治理黄河水患。黄河两岸农民本已饱受灾荒之苦，在治河工地上又横遭监工的鞭打，被克扣口粮，非常愤怒。于是，“治河”和“变钞”就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线，导致红巾军起义的爆发。

明朝建立

至正十一年(1351年)5月，农民起义爆发。次年，郭子兴聚众起义，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不久，贫苦农民出身的安徽凤阳人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屡立战功，得到郭子兴的器重和信任。至正十四年(1354年)郭子兴病死，朱元璋执掌该部的领导权。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率兵占领集庆(今江苏南京)，改名为应天府，然后攻下周围一些军事要地，获得了一块立足的基地。此时的朱元璋“地狭粮少”“孤军独守”，远不及其他起义军势力，处境十分艰难。朱元璋采纳了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经过几年努力，朱元璋军事和经济实力迅速壮大。朱元璋先后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灭陈友谅，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灭张士诚，降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建立了明朝，同年攻占大都（今北京），元朝灭亡。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一方面减轻农民负担，恢复社会的经济生产；一方面惩治贪污的官吏，即使是皇亲国戚，开国功臣也不手软。又分封皇子镇守各地，他死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皇位，是为明成祖。朱棣兴建了北京城，于1421年迁都北京。其间还派郑和七下西洋；又编纂《永乐大典》。成祖之后，又有仁宣之治。

1435年，不满9岁的明英宗继位，崇信宦官王振。结果导致1449年的土木之变，皇帝被瓦剌俘虏。但是在于谦的率领下，明廷另立明景帝，并发动全国军民抗战，打退了入侵的瓦剌军，明朝一度复兴。明孝宗弘治年间是明朝政治最为清明的时期，这位皇帝勤勉而不专制，信任大臣，内阁权力大为上升。

到了嘉靖皇帝，他信奉道教，不理朝政，大臣严嵩把持朝纲，致使政治腐败，财政出现危机，以至海瑞称“嘉靖嘉靖，家家皆尽”。

万历年代

万历初年，神宗得到内阁首辅张居正的鼎力辅佐。在内政方面，提出了“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理蓟、昌、保三镇练兵，使边境安然。万历初年呈现出明代中叶以来最好形势。

张居正逝世之后，中兴之象消失，明朝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

神宗是个贪婪的君主，大肆侵占土地，搜刮民财。神宗又废除考成法，形成了皇帝黩货、臣下贪污、党争激烈的状况。

明末三案、魏忠贤专权、李自成起义都导致了明朝的衰落。

神宗的腐败招致国库空虚，边关危机。这一时期，位于东北的后金的崛起，形成了与明王朝相对立的地方政权。此时的明王朝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激化，明王朝灭亡的危机已然形成。

明朝灭亡

明朝后期，统治腐朽。宦官魏忠贤专揽朝政，迫害异己、镇压人民。统治者不断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加上连年的灾荒，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628年，战争在陕北爆发，涌现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几十支起义军。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口号，深得农民拥护。1644年（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占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同年三月，占北京，崇祯皇帝在景山自缢身亡，主宰中国的明朝至此灭亡。之后清兵入关，并打败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进入北京。在北方，原明朝残余势力大多投降清朝或与清朝合作共同对抗起义军；而在南方，忠于明朝的各种势力建立了数个流亡政权，史称“南明”，在随后的十多年间被清朝逐一消灭。

* 直隶：京师、南京

* 布政使司（省）：山东、山西、河南、 陕西、四川、江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

* 都指挥使司：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统管黑龙江流域——西起阿嫩河、东至库页岛，北达乌第河，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地区），1409年建立，共持续25年，后废弃。

官吏制度

* 中央官制：

o 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

o 五军都督府：中军都督府、前军都督府、后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右军都督府

o 御史台

* 地方官制

o 承宣布政司

o 提刑按察司

o 都指挥使司

明朝设有特务机构监视大臣的言行。太祖有锦衣卫，成祖设东厂，宪宗设西厂，武宗有内行厂。

军事制度

明代早期军队的来源，有诸将原有之兵，即所谓从征，有元兵及群雄兵归附的，有获罪而谪发的，而最主要的来源则是籍选，亦即垛集军，是由户籍中抽丁而来。除此之外尚有简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此外，明朝中期以后又有强使民为军的方式，不过都属于少数，整体而言，卫所制仍然是最主要的军制。

卫所制为在全国各地军事要地设立卫所驻军，卫有军队五千六百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从征调发，无事则还归卫所。

军队来源为世袭的军户，由每户派一人为正丁至卫所当兵，军人在卫所中轮流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给军队及将官等所需。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但明宣宗以后渐无法维持，军人生活水准及社会地位日渐低下，逃兵也逐渐增加，军备因此逐渐废驰。

因此在嘉靖年间，在应付倭寇之乱时，将领戚继光在浙江地区采用招募民兵加以训练的方式，来取代不堪的卫所兵。

外交

明朝初年，因为明初的朝贡贸易厚往薄来，造成许多日本人冒充朝贡使者到明朝这里来骗钱。日本实际上是处于割据状态，没有统一的中央政权，很多到中国来冒充朝贡使者的日本人没有日本政府的管辖，朝贡完了以后他们滞留在中国沿海抢劫。这是明初的倭寇。为防止倭寇朱元璋就颁布了海禁政策。

明成祖即位后，在永乐年间，著名的的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曾率远洋船队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加强了明王朝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上的往来，为中国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体现了永乐时明王朝的鼎盛。明成祖之后，其子朱高炽继位，也就是明仁宗。他听从朝中一些大臣的意见，认为下西洋过于浪费，收效不大，宣布停止下西洋的活动。不到一年，仁宗病，宣宗朱瞻基继位，改年号宣德。宣德五年（1431年）闰十二月初六日，派郑和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到了明宪宗年间，曾有太监向宪宗提议再次下西洋，于是皇帝下诏到兵部索要郑和出使的海图等资料。但由于刘大夏等官员认为下西洋为一大弊政，有害无益，因此将当年郑和出海地图等资料藏匿起来（一说将其销毁），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搜索无果，再次下西洋一事于是作罢。后来倭寇横行，明朝加大了禁海的力度，直到明朝中后期，倭寇逐渐平息，才重新开放禁海。

公元16世纪，新航路开辟以后，葡萄牙人于1511年占领了马六甲，愈甚渴望对中国的往来。明武宗正德七年（1513年），葡萄牙国王派出一支对华使团前往中国，并在广州登陆，希望与明政府建交。后来，中国皇帝同意葡萄牙人在澳门开设洋行，修建洋房，并允许他们每年来广州“越冬”。这是西方列强第一次正式性的登陆中国并接触中国。西方国家的东来，使不少新鲜东西也传入中国。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罗马教皇派出利玛窦去中国教区工作。由于万历援朝之战的爆发，利玛窦一行没能及时到达中国。后来战争中国得胜，利玛窦才能进入中国境内，由于利玛窦很快学会中文，并穿儒服、通儒书，颇得明朝士大夫好感。后来他被举荐到北京，颇得神宗信任。他向中国进献坤舆万国地图、自鸣钟、日晷、西洋炮、望远镜、火枪、西药、圣母像、十字架等贡品。先后在北京、肇庆等地展出。利玛窦不仅传播天主教，还启发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学习西学，另外他还将中国各种文化传入欧洲，如儒家思想、佛道学说、围棋等，可谓“贯通中西第一人”。 另外，明朝军队而大量使用火器，火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不比西方国家小，但是随著满清入主中原，火器的使用返而减小了。

明朝的农业发展无论是产量还是生产工具，都高于宋元时期，为明朝中叶开始的人口稳步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自明朝初年起，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手工业高度发展，促进了市场经济化和城市化。然而明朝推行“重农抑商”的原则以及严厉的海禁政策，使得商业受到了一定的压制。随着明朝纸币“大明宝钞”的流通失败，整个货币体系转向为以白银为主。日本和拉丁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也进一步促进了明朝经济的发展。明嘉靖、万历时候，各地出卖丝绸、酒肉、蔬果、烟草、农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计其数，外国的不少东西，如欧洲的西洋钟，美洲的烟草，中国城市都有卖。当时商业大都会有北京、南京、扬州、苏州、广州、西安、成都等，著名的商业集团有徽商、川陕商、苏商、京畿商、粤商等，在世界上，明朝是16世纪、17世纪时期手工业、经济最繁华的国家之一。

明朝的科学文化发展比较迅速，中国小说史上的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三本就是出于明朝。《金瓶梅》亦是此时作品。汤显祖的戏剧《牡丹亭》至今仍在演出。

传统雅文学的发展在明代继续发展，著名文人有刘基、宋濂、高启、方孝孺、唐寅、归有光、徐渭、王世贞、袁宏道、钱谦益、张岱、吴伟业等人。散曲家则有王磐、冯维敏、薛论道、陈译、康海等人。

明朝的民间文学很发达，唐伯虎是杰出的代表人物。民间盛行对联，还有锁南枝等山歌，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思想上，王阳明的新哲学“心学”在嘉靖以后盛行，形成一股反对传统束缚的思想浪潮，塑造了新的社会风尚，也使明代后期的士大夫有一种别于其他时代的生命哲学。如“异端”思想家李贽就是最好的例子。

科技

明朝初期至中期的科技有了较大的发展，直至16世纪，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

这一时期出现的科学著作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方以智的《物理小识》。还有《徐霞客游记》等著作是我们现在研究和借鉴古代技术的珍贵的文献资料。

于谦写得《咏煤炭》诗歌说明当时煤炭已经普遍应用。计成的《园冶》则是园林建筑的专著。

明朝的军事科技也较发达，明末已经出现了火铳枪，还有威力巨大的火炮。据说有个叫万户的人，坐在绑满火药棍的椅子上，试图利用火药的推力飞上天空，可惜失败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探索太空牺牲的人。

明朝时期的名人

王阳明 刘基 * 常遇春 * 解缙 * 张居正

* 魏忠贤* 郑和* 海瑞* 于谦* 戚继光* 袁崇焕

* 郑成功* 袁宏道（“三袁”）* 归有光* 朱载堉* 文征明

* 唐寅* 黄宗羲* 李贽* 徐光启* 汤显祖* 史可法

* 李时珍* 宋应生

耕地面积世界第一：

在古代，农业是国家的重中之重，耕地的多少跟国力强弱有直接关系。在万历年间，明朝的耕地总面积是七百万顷，明末时达到七百八十多万顷，此一水平即使是到了后来的康乾盛世都没有被打破。当时欧洲的传教士是这样形容明朝的，中国的耕地像花园一样井井有条，没有一块荒地，中国产的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美。

人口世界第一：

明朝的人口有多少一直存在争议。在明末清初，因为战乱，大部份人留离失所，但有户可查的人口仍然达五千万，所以保守估计当时明朝的人口大约在七千到八千万左右，当时全世界的人口又不超过四亿，所以明朝绝对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矿产量世界第一：

明朝的铁产量是宋朝的两倍，万历年间达9000多吨，冶金工业极其发达，天工开物对这方面有详尽记载，后来的两百多年，世界上都没有国家能破这个纪录。

白银占有量世界第一：

在16和17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了美洲并在那里得到大量的黄金和白银。当西班牙和葡萄牙贵族得到这些财富后，他们第一件要干的事就是向中国买丝绸，瓷器和茶叶，到最后这些白银和黄金大部份都流到了中国。美国佛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种说，在十六和十七世纪，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通过贸易流向了中国。

军队数量世界最庞大：

据记载在明初，明朝有二百万官兵驻扎在全国各地。到了明末，长江一带的经济圈为皇侯和军阀把持，中央政府出现了财政危机，明朝政府已养不起那么多军队了，在山海关防守后金的官兵常常不足十万。但根据传教士的笔记，当时明朝的军队数量依然很多，就算把整个欧洲的军队加起来也不够中国多。

军工产值世界第一：

明朝军工业极其发达，一营5000人的士兵中就装备有霹雳炮一千挺，鸟枪二百枝以及大炮二十门，除此之外明军还有鬼头大刀，弓，弩，手雷和火箭等装备。跟宋朝不一样，明朝在每代皇帝执政期间，都会发生大规模战事，所以明朝的军工业为了应付战争所生产出来的武器数量是十分可观的。

间谍机构世界最庞大：

明朝的锦衣卫，东西厂，是当时世界上最有组织和最旗帜鲜明的间谍组织，在鼎盛时期人数达到六万人。在武侠小说里面，锦衣卫，东西厂常常被描写成是一群武功高强的杀人机器。但实际上，明朝间谍机构的主要作用是打击贪污，叛臣，维护国家稳定，但不排除有部份人滥用职权，谋取私利。跟专门从事颠覆敌国政权的中情局和克格勃比起来，明朝的间谍组织其实并不太可怕。

船只总吨位世界最大：

在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明朝最大的宝船长150米，宽30多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除了宝船外，郑和的船队还有二百多艘平均长度达七，八十米的大帆船。到了明朝中叶，虽然朝廷再没有进行像郑和那样的大航海，但中国的水师却仍然控制着整个南太平样，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家的国王都是在明朝的支持下建国的。对明朝的海上实力，当时欧洲的传教士是这样描述的，只要中国的皇帝愿意，他们可以一夜之间征集到从大陆连接致马六甲海峡的那么多船只。到了明末，由于要抗击倭寇，联朝抗日，明朝政府无瑕南顾，最后被葡萄牙和荷兰钻了空子，把势力伸展致南太平洋。即使是这样，荷兰的殖民者依然要每年向盘踞在台湾的郑氏政权进贡。

第三产业世界最大：

据阿拉伯旅游家记载，当时在中国，几乎每一座城市都存在第三产业，在北京从事第三产业的工作者保守估计就有近两万人。跟欧洲和回教世界不同，当时第三产业在明朝是合法的，官员不以扫荡第三产业为政绩，明朝读书人又独爱风花雪月，再加上明朝人口基数巨大，第三产业为世界之最并不奇怪。

国土面积世界最大：

明朝的国土面积在大部份时间都保持在900万平方公里左右，比鼎盛时期的西班牙，葡萄牙和奥斯曼帝国都要大，明朝在东南亚的海外殖民地也绝不比当时的英国要少。

防御工事世界最多：

明长城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排第二长的防御工事，据传教士记载，中国的城市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每座城市都有高十米的城墙保护，城上有大炮，城墙外还有沟，战争时灌满了水，中国人认为那是最好的防御工事。

帝王年表

庙号 谥号 姓名 统治时间 年号 陵墓

太祖 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朱元璋 1368年-1398年 洪武 孝陵

惠宗[1] 嗣天章道诚懿渊功观文扬武克仁笃孝让皇帝朱允炆 1399年-1402年 建文

成祖[2] 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朱棣 1403年-1424年 永乐 长陵

仁宗 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朱高炽 1425年 洪熙 献陵

宣宗 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朱瞻基 1426年-1435年 宣德 景陵

英宗 法天立道仁明诚敬昭文宪武至德广孝睿皇帝朱祁镇 1436年-1449年 正统

1457年-1464年 天顺 裕陵

代宗 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显德崇孝景皇帝朱祁钰 1450年-1457年 景泰 景泰陵

宪宗 继天凝道诚明仁敬崇文肃武宏德圣孝纯皇帝 朱见深 1465年-1487年 成化 茂陵

孝宗 达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朱佑樘 1488年-1505年 弘治 泰陵

武宗 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显功弘文思孝毅皇帝 朱厚照 1506年-1521年 正德 康陵

世宗 钦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 朱厚熜 1522年-1566年 嘉靖 永陵

穆宗 契天隆道渊懿宽仁显文光武纯德弘孝庄皇帝 朱载垕 1567年-1572年 隆庆 昭陵

神宗 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 朱翊钧 1573年-1620年 万历 定陵

光宗 崇天契道英睿恭纯宪文景武渊仁懿孝贞皇帝 朱常洛 1620年 泰昌 庆陵

熹宗 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悊皇帝 朱由校 1621年-1627年 天启 德陵

思宗[3] 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 朱由检 1628年-1644年 崇祯 思陵

南明 (1644年-1662年或1664年)

庙号 谥号 姓名 统治时间 年号 备注

安宗 处天承道诚敬英哲缵文备武宣仁度孝简皇帝朱由崧 1644年－1645年 弘光 史称弘光帝，也称福王

朱常淓[4] 1645年 潞王

朱以海[5] 1645年-1653年 鲁王

绍宗 襄皇帝 朱聿键 1645年-1646年 隆武 史称隆武帝，也称唐王

朱聿钅粤 1646年 绍武 史称绍武帝

昭宗 匡皇帝 朱由榔 1646年-1662年 永历 史称永历帝，又称为桂王

* 注：

1. ^ 此为南明弘光年间追崇，清朝乾隆年间，追谥为恭闵惠皇帝。

2. ^ 本作“太宗”，嘉靖时改为“成祖”。

3. ^ 清朝谥为怀宗，后改谥庄烈愍帝。南明政权谥为思宗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后又改谥为毅宗，唐王谥为威宗。

4. ^ 潞王、鲁王政权均称“监国”，而未称帝，故无年号。

内阁的中国

20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荣孟源把史料分为四大类，一般被认为是较为全面合理的传统史料分类法。

第一类为书报，包括历史记录、历史著作、文献汇编和史部以外的群籍。

第二类为文件，包括政府文件、团体文件和私人文件。

第三类为实物，包括生产工具、生活资料和历史事件的遗迹。

第四类为口碑，包括回忆录、调查记录、群众传说和文艺作品。 （一）文献史料：距离要研究的时代较近的人所写的史书，是研究当时的重要史料。

所谓文献，按元初史学家马端临所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考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谓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折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按马端临的说法，文献应包括文字资料和口传资料两大部分。

人们通常将文献资料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①史部类。经、史、子、集是战国古代对学科的划分标准，史部类即关于历史的书籍。史部书是我国历史资料储藏量最丰富、最集中的宝藏。《四库全书总目》把史部类分为15个子目，所收书籍连存目共2714部，37000多卷。在史部类图书中，以正史类最为重要，它是历代封建王朝官私机构专门编写的记载各朝代历史发展概况的纪传体史书。人们将其合称为《二十四史》。《二十四史》共3249卷，约4500万字，记述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明崇祯17年（1644年）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是研究中国历史最主要的文献资料。除正史外，还有如《资治通鉴》等编年史类，《宋史记事本末》等记事本末体类，《国语》、《战国策》等杂史类，以及各种别史、起居注、实录、政书等等。都是对正史较为有利的补充记载，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②经、子、集类。“经”字本意是指纵的线，就是订书的线。演化为古籍的统称，凡带有原理原则性的著述，都可以称作经。汉代以后，专指儒家所传授的几种书。而经学开辟的时代，当以孔子定六经为始。清人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经部诸书中，《尚书》、《左传》本身就是史书；《周礼》、《仪礼》是研究先秦官制和社会制度的重要典籍；《易经》包含着许多反映殷周和殷以前的历史的重要资料；《诗经》虽是古代一部诗歌总集，但其中蕴含的史料价值也是人们公认的。子部类汇总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作品，是研究哲学史、古代科学史和当时社会历史变革的重要史料。集部书系文学性质，不专门记载史事，但里面同样不乏珍贵的史料。如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历来被称为“诗史”，其著名的“三吏”、“三别”生动的反映了唐玄宗、代宗、肃宗三朝的社会情况。集部书中有很多内容可与史书互证、互补，甚至多有史书未曾记载的内容。

③档案类。档案分公、私档案两种。我国早在商周时期就建立了国家档案制度，凡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大事，便记载下来，由专门机构加以保管。故宫博物院是目前我国收藏档案最丰富的地方，清朝内阁大库所藏明清两朝档案有很多都存于此。各地方所藏历史档案的数量也为数极为可观。除公家档案外，还有大量的私家档案，如私人信札、笔记、谱牒、契约、帐簿、商号、文书等，对于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地区的经济状况、宗法关系和阶级关系颇有价值。

④地方志类。地方志是记载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社会生活、历史变迁、地理沿革、风土人情等情况的书籍。我国历来重视地方志的编修工作，其涉及地域之广，内容之丰富，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地方志一般分为总志和地区志。总志是全国性的方志，如战国时的《禹贡》、《山海经》，清朝时的《一统志》；地区志极为丰富，省、府、州、郡、县一般都各有其志，记载详细，内容广泛，是研究地方史的一手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二）思想或学术著作：反映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以及学术的发展。如由孟子中可看到战国时代人的想观念，借由黄帝内经可了解中国古代人的医学以及对人的身体的认识。皇朝经世文篇反映了清代人的政治社会思想以及政治社会上的问题等等。

（三）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内容虽有虚构之处，但常可反映当时人的生活、想法以及观念等，对于文化史、思想史、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有所助益。如从世说新语看六朝人的思想及生活，由元杂剧看元代人的观念及生活，从金瓶梅观察晚明文化及生活。

（四）报刊杂志：为近现代史的重要史料，一般性报纸有助了解一些事件的发展，以及当时人从不同观点对此事的了解，娱乐性的报刊则可以观察当时人的文化和生活。

（五）日常生活中的文字遗留：包括如古代的农民历、商店的帐簿、土地契约书，以及私人来往的书信等。由于这些大多不是刻意留传下来的东西，常能更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实际生活及想法。

（六）外国人著述类。外国人有关中国历史的记载中不乏颇有价值者。如《马可波罗游记》、波斯人拉施特的《蒙古史》，是研究元朝历史的重要文献；朝鲜的《李朝密录》对研究前清的历史很有帮助。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与国外的交往日益频繁，外国人关于中国的论述也越来越多，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 口传资料是指经历代口耳传承得以保存下来的以往人类的言行。梁启超曾形象地说：“十口相传为古”，说明口传资料同样是重要的史料形式。常言说的“路上行人口似碑”，“有口皆碑”，也证实说口耳相传的作用与碑文记载具有同样的价值。在文字发明以前，口耳相传是保留史料的基本形式之一。利用口传资料进行历史研究，在我国也有悠久的历史。孔子编《春秋》，曾采用不少“所闻”的口传资料。司马迁编《史记》时，“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也大量采用了口传资料。近年来盛行的各种口述录音资料、回忆录等等，都是利用口传资料的表现。但与口传资料相比，文字资料无疑以其更加丰富且完备而更为重要。我国历史源远流长，前人为我们留下的文字材料也极为丰富。

多用于现代史的研究，借由对尚在人世的当时人访问口述而获得对历史更直接深入的了解。 包括如碑刻、墓志、家谱等等。

甲骨和金石铭文类。甲骨文是商周时期人们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金文以商周青铜器为主。它们都是研究商周时代的珍贵史料，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和《卜辞通纂》总汇了甲骨金文资料。石刻铭文包括石经、造像、墓志、记事碑等，以记事碑的史料价值为最高，它往往记录了不见史传的重要史实。如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了唐太宗时基督教由欧洲传入中国，在长安建寺传教的情况。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吐蕃赞普建的《唐蕃会盟碑》，用汉、藏两种文字记载了两族人民的亲密关系。

图像类：如绘画、壁画、刺绣图案等，有助于了解当时人的生活及审美观等，图像史料中最有名的是有助于研究宋代城市生活的的清明上河图

实物类：包括古代建筑、家具、衣物、器物、饰品、钱币、墓葬，用以探讨当时人的生活、及观念等等。这类的史料，有很大部分是由考古发掘的。

风俗类：借由对于当今流传风俗文化的观察，作为讨论历史现像的依据。例如由现今对遗留的民间信仰仪式研究为线索，来了解其在古代的情形。或由现在仍存在的原始民族的研究，来推断早期古代人的生活方式。

内阁是在永乐时期建立的。

永乐虽有洪武一样独揽大权的野心和实力，但一次又一次的远征让他不能真正意义上地总揽政事（想象一下从京师到漠北运送文书的荒谬），于是一个帮助皇帝的“助手”机构——内阁就应运而生。还有一个因素，是因为他没有他父亲的体质，为了减少劳累，只好设置内阁帮助他。

内阁在最初的时候只是秘书性质的机构，但很快到宣德时期权力开始上升（三杨辅政）。虽有正统末年的反复，但是到成化、弘治之际，内阁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正德荒嬉好战不亚于隋炀帝，却因为有杨廷和等阁老撑着未成大乱，经过嘉靖、隆庆的发展，万历早期应该是内阁权力极盛的时期，张居正改革让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

1402年，刚从自己的侄子手里夺过皇位的明成祖，为了巩固权力，做出两个重大决定：一是把首都迁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北京；二，成立内阁。这样，一个国事咨询机构正式建立了。

内阁成立以前，宰相拥有仅仅低于皇帝的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明成祖成立内阁以后，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议政权分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直接对六部负责。

在明成祖掌控之下，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帝国每一个角落。

后来，明宣宗时期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最后决定如何处理，最后由六部校对下发。

内阁大学士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按照规定，皇帝仅仅批写几本，大多数的“批红”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以往，太监读书识字是被严令禁止的。明宣宗不仅改了这个规矩，而且在他的鼓励下，宫里还成立了专门的太监学堂。后人猜测：明宣宗这一做法，其目的就是让太监牵制内阁的权力。久而久之，一种奇怪的政治格局出现了。

我们发现明朝内廷、外廷的机构完全对称。外有内阁，内有司礼监，外有三法司，内有东厂、锦衣卫，外廷有派往地方的总督、巡抚，而内廷派往地方的也有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等。这样，内廷、外廷相互制约，才能确保皇帝的决策地位。但是，内廷实际上是高于外廷的，这也造成了内外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权夺利和宦官专权。

紫禁城东部的这片建筑在明代叫做文渊阁。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在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让这个紫禁城里最不起眼的房子成为声名显赫的所在。在文渊阁办公的内阁成为实际上的政务决策机构。

表面上，例行的政务流程似乎并没有改变，但决策权却出现了转移。张居正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当时的万历皇帝还是个孩子，张居正身为皇帝的老师，很容易影响皇帝的决策。

再者，万历的“批红”是在司礼监冯保指导下完成，而冯保跟张居正关系密切。

张居正把自己的意见授意他人，写成奏章，再由自己“票拟”赞同。幼年皇帝的批红自然毫无问题。

就这样，大臣的“奏章”，阁臣的“票拟”，皇帝的 “批红”，实际由张居正一手操控，达到空前一致。他的新政也就毫无障碍地顺利推进。 自明初以来，明朝的政务中心就在紫禁城这几个地方转换，权力的交替，左右着明朝的国运。宫闱重重之中、争权夺权的阴谋时有发生。

通过几代皇帝的努力，明朝曾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务体系，它在权力平衡方面堪称完善。

至今人们称呼各国处理国家政务的最高行政机构，仍多按此习惯称为内阁。内阁一词已成为政府首脑部门的代称。 内阁官员的名称如“某某殿大学士”、“某某阁大学士”等官名开始于唐朝。但唐朝的集贤殿“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掌刊缉经籍。凡图书遗逸、贤才隐滞，则承旨以求之。谋虑可施于时，著述可行于世者，考其学术以闻。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其职责主要是编辑图书、发现推荐文学贤才，不是掌握行政权的中央机构。宋朝设立的“殿阁大学士”名目繁多，如“观文殿、端明殿、龙图阁学士、天章阁学士、宝文阁学士、显谟阁”等学士，但都是给做过宰相的人加上的荣誉衔，无实际职责。《宋史职官志》记载：“观文殿大学士学士之职，资望极峻，无吏守，无职掌，惟出入侍从备顾问而已。”“皇祐元年，诏：置观文殿大学士，宠待旧相，今后须曾任宰相，乃得除授。”

由上可见，唐宋时虽有“殿阁”和“殿阁大学士”之名，实际上都不是“内阁”。

“内阁”机构的建立开始于明朝。

明太祖为了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权力，先是于洪武十三年杀掉丞相胡惟庸，皇帝自己直接管六部。他还下诏：“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但他的精力再旺盛，也管不了那么多的国事，因此到了洪武“十五年，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礼部尚书邵质为华盖，检讨吴伯宗为武英，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典籍吴沉为东阁。 又置文华殿大学士， 征耆儒鲍恂、余诠、张长年等为之， 以辅导太子。秩皆正五品。”但这些殿阁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而且品级很低，只有五品，以免擅权。它只能算是“内阁”机构的滥觞。

“内阁”的真正建立是在明成祖的时候。明成祖即位后，命官品较低的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于午门内的文渊阁当值，参与机务，始称为“内阁”。“阁臣之预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仍然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永乐中期以后职权渐重，实际上成为辅佐皇帝的最高幕僚和决策机构。到了明神宗万历年间张居正任内阁首辅大学生后，明朝内阁的权力达到顶点。

清朝沿用明制，亦设内阁。但清初由皇族中的实力派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决策，内阁的权力受到其一定程度的限制，康熙皇帝汲取明朝的教训，重建内阁体制，但其自身的权力已不及明代内阁。明朝中后期诸帝多不问政务，故内阁大臣能操纵政局；而清帝多不废政事，“内外大臣言官折奏则直达御前，阁臣不得与闻；天子有诏则面授阁臣，退而具草以进，曰可，乃下”，内阁只是执行皇帝意志的工具。而由于无大臣互讦宦官乱政之事发生，所以内阁大学士的职掌能够正常发挥，功能有“代阅章奏”，“票答”，“赞襄机务”，“总裁实录、史志”等数项。1732年雍正帝设立军机处以后，实权在军机处，内阁徒有虚名，变成只是传达谕旨、公布文告的机构，但名义上仍为清代最高级之官署，内阁的意见在国家事务的决策过程中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体事务仍由内阁办理。清末设立责任内阁，军机处和内阁均废。（民国初年的内阁性质不同，已不是明清内阁的继承。） 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 年）七月，顺治帝为进一步加强皇权，参照明制，改内三院为内阁。

大学士改加殿、阁头衔，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乾隆十三年去掉中和殿，增入体仁阁，成为三殿三阁）。大学士的品级改为正五品，这也是参照明制，怕大学士权力过重，而特降低其品秩，借以抑制。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顺治驾崩，年仅八岁的康熙即位，四大臣辅政，守旧一派抬头，内阁被废除，恢复为内三院。

康熙亲政后，为巩固从保守派大臣手中夺回的皇权，于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恢复设立内阁。

内阁大学士的品级，在康熙年间，满、汉俱定为正一品。

至此，大学士成为清王朝地位最高的官员，犹如历朝的丞相。《清史稿·大学士年表序》说：清大学士满、汉两途，勋高位极，乃以相授，其品列皆首文班。任军机者，自亲王外，其领袖者必大学士，唐、元三公尚不及也。

这说明清代大学士的地位是极为尊崇的。

协办大学士，犹如宋之参知政事，为大学士之副职。初期未有定额设置，遇有大学士在内廷行走或奉差在外，才另选人员协办阁务。早在雍正元年至五年间（公元1723—1727）有署大学士，六年（公元1728 年）又有额外大学士。十年至十三年（公元1732—1735 年）再设协理大学士。到乾隆四年（公元1739 年）才有协办大学士，以后并改为常设。其品级比大学士稍低，从一品。

内阁学士的品级为从二品，均兼侍郎衔（乾隆五十八年以后去兼衔）。其职掌是：满学士掌奏本章，汉学士掌批“题本”（内外官员汇报皇帝之文书）。若依其应有权任，并不仅于此。如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 年）谕：“学士乃参赞政事之官，如有所见，应行启奏。近来并无与议者，若惟送本接本，用一笔帖式足矣，何必设立学士？此后各有所见，俱令敷陈。”①虽有此谕，可是一般学士仍按部就班，作一些例行之事而已，远不如军机章京职责之重。

内阁人员的额数，据《大清会典》、《清史稿》等书的记载，规定为：大学士满、汉各2 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学士满6 人、汉4 人，典籍满、汉、汉军（编入八旗之汉人）各2 人，侍读学士满4 人，蒙、汉各2人，侍讲满10 人，蒙、汉、汉军各2 人，委署侍读无定员，中书满70 人，蒙16 人，汉30 人，汉军8 人，帖写中书满40 人，蒙古6 人（以上各员额时有增减），撰文中书无定员，供事62 人，总人数为288 人（委署侍读是由典籍内派委、撰文中书是由中书内派委，都不占额数）。

内阁乃诸曹总汇之区。其职掌据《光绪会典》卷2 载：“掌议天下之政，宣布丝纶、厘治宪典，总钧衡之任，以赞上理庶务。凡大典礼，则率百寮以将事”。其具体的职务有：

第一，掌议政事，宣布纶音（皇帝的诏令）。

内阁为正一品衙门，位在六部之上。大学士“位尊望重”，其职务首先是议政事，宣布纶音。阁臣常在皇帝的左右，充当顾问。他们不但对答政事中的疑难问题，而且为皇帝办理公文，草拟谕旨。内阁所承办的公文有制、诏、诰、敕、题、奏、表、笺。据《光绪会典》卷2 载：凡纶音之下达者，曰制、曰诏、曰诰、曰敕，皆拟其式而进焉。凡大典宣示百寮，则有制辞。大政事、布告臣民，垂示彝宪，则有诏，有诰。覃恩封赠五品以上官，及世爵承袭罔替者，曰诰命。敕封外藩、覃恩封赠六品以下官，及世爵有袭次者，曰敕命。谕告外藩及外任官坐名敕、传敕，曰敕谕。 内阁为丝纶重地，每日钦奉上谕，由军机处承旨，凡应发钞者，皆下于内阁。此外，内阁还负责记载纶音，所载事项分为三册：凡每日发科本章，满汉票签处当直中书摘记事由、详录圣旨者分为一册，称为“丝纶簿”；特降谕旨者分为一册，称为“上谕簿”；中外臣工奏折，奉旨允行，及交部议覆者，分为一册，称为“外记簿”。三册存放内阁，以备参考。

第二，办理本章。

内阁的日常事务，是为皇帝办理本章。《内阁志》中说：“大学士于军国，事无不统，其实每日所治事，则阅本也。”《皇朝文献通考》卷80 载，大学士的职务主要也是办理本章。清代内外官的本章可分为通本和部本两类。凡各省将军、督抚、提镇、学政、盐政、顺天府尹、盛京（今辽宁省）五部本章，俱通过通政司再送内阁，称为“通本”；在京六部及各院、府、寺、监衙门本章，称为“部本”。通本到阁后因无满文部分，先由汉本房将其贴黄翻译为满文，转满本房校阅，缮写清楚粘贴于后。部本原系满、汉文合璧，与译好的通本一并交汉票签处。由中书草拟票签，经侍读学士校阅， 由大学士审阅后，交满、汉票签处缮写满、汉文正签。经内奏事处进呈御览； 皇帝批阅后，交批本处，汉学士批汉字于正面，翰林满人中书批满字于反面，至此成为“红本”。接着是下达执行：由满本房领出交红本处，每日六科给事中来处承领，到科后抄发各衙门执行；每年终，由六科给事中回缴红本处，转交典籍北厅，再入红本库保存。此外，内阁还处理部分奏折。

第三，办理典礼祭祀的有关事宜。

凡是比较隆重的典礼和祭祀，如皇帝登极、立后、祭天地、祖宗等，都由内阁办理。《光绪会典》卷2 载：凡大祀、中祀，前期书祝版。奉神位于坛庙，则视镌与其饰青。制册宝亦如之。皇帝登极则奉诏，授受大典，奉宝亦如之。册立册封则授节。命将出师，授敕印亦如之。文武传胪则奉榜。凡大朝会、进表，则展表所宣焉。

第四，组织修书，存贮档籍。

纂修史籍，本是翰林院职掌。顺治初，以翰林院分隶内三院，修书各馆，也附设于内三院。康熙以后，虽分设翰林院，但各书修纂，仍以内阁大学士任监修总裁官，学士则分兼副总裁、总纂、纂修等职。此外，内阁还负责档案典籍保藏。在东华门内置红本、实录库，这是清政府重要的档案库。另外还收存揭帖。《光绪会典事例》卷14 载，“雍正七年（公元1729 年）议准，各省题奏本章，俱增写揭帖一通，送起居注馆，俟记注后，将揭帖转送内阁收存。”内阁收存最大量的档案是红本，其他还保存实录、圣训。

内阁的内部设有典籍厅、满本房、汉本房、蒙古房、满票签处、汉票签处、诰敕房、稽察房、收发红本处、饭银处、副本库、批本处等机构，分掌各项事务，其设官员额及具体职掌分别如下： 典籍厅：是内阁的秘书部门，有学士10 人（满6 人，汉4 人）、典籍6人（满、汉、汉军各2 人），供事22 人。此外侍读学士、侍读、中书等兼在典籍厅办事者，由大学士派委，无定员。其办事之所，分南、北两厅。南厅职掌有四：

（一）掌关防。内阁无印，对外行文，用典籍厅关防。

（二）收发及办理文稿。各衙门来文，直送两厅，再按事务性质分送各

房。

（三）官员考绩事务。负责对侍读、典籍、中书等官的考绩。

（四）管理“吏役”事务。考取助理事务的“供事”及管辖皂役等事。

北厅职掌也有四项：

（一）掌奏章。拟办陈事请旨之奏本及进贺表等。

（二）办理大典事务。即关于大典礼的筹备应办事项。

（三）用宝洗宝。请用国家宝玺及岁终封宝日洗宝事务。

（四）收藏红本图籍，并收贮表章等。

满本房，或称满本堂或满洲堂。有侍读学士2 人，侍读4 人，中书39人，贴写中书24 人，供事3 人，共72 人（均为满员）。掌校阅题本的满文部分，管理内阁大库及皇史宬的收藏事务。如收贮实录、圣训、起居注、史书、方略及经略将军的印信等物。收发和每日向皇帝进呈实录，增修王公世爵谱册以及缮写各项满洲文字。

汉本房，又名汉本堂，有侍读学士4 人（满、汉各2 人），侍读5 人（满 3 人，汉2 人）、中书42 人（满31 人，汉军8 人，汉3 人），贴写中书16 人（都是满员），供事3 人。其职掌为收发通本，翻写贴黄及各项应翻为满文之文书，如上谕、碑文、册宝、祝版应译为满文者均属之。故又有翻译房之称。

蒙古房，又称蒙古堂，有侍读学士2 人，侍读2 人，中书16 人，贴写中书16 人（以上均蒙员）。掌翻译蒙、回、藏等各种文字以及外国来文。凡遇有各藩部陈奏事件及表文，皆译出具奏。凡颂扬各藩部诰敕、碑文、匾额以及奉旨特交事件，俱由蒙古房译出缮写。并管理蒙古实录，圣训。凡外国文字，如俄国照会，即召翰林院俄罗斯馆官员至房翻译。西方各国来照，即召西洋馆官员翻译。

满票签处，有侍读3 人（满员），中书22 人（满20 人，蒙古2 人），贴写中书8 人（满员）、供事4 人，此外尚有委署侍读（满员）若干人。满票签处掌校阅满文本章并撰缮满文票签，皇帝出巡时，发递本报。京内外官员的奏折，经皇帝批阅，应交在京各衙门知道或办理的，由军机处交满票签处，传知各衙门钞回办理。

汉票签处，有侍读2 人，中书27 人（以上均汉员），供事4 人。此外有委署侍读若干人。掌校阅汉文本章，撰缮汉文票签；撰拟御制文字，如制、诏、诰、敕、册文、祝文、封号等。

诰敕房，康熙十年（公元1671 年）始设诰敕房，隶汉本房兼管。专司校勘和收发诰敕。凡汉票签处撰拟诰敕，由诰敕房审核，缮定正本，用宝颁发。 封赠诰敕，按定式刊刻存储，凡用时交中书科填写，经诰敕房校阅颁发。

稽察房，雍正五年（公元1727 年），令各部院衙门将每日事件已结、未结情由声明送内阁，于月底汇齐奏报，这时始设稽察房①。其职官由大学士于满、汉侍读、中书内派委，无定员。额设供事4 人，凡交部议复事件，按日记档，俟各部院移会到时，逐一核对，分别已结、未结，每月汇奏一次，叫“月折”。每日军机处发出满、汉文谕旨，由满票签处移至稽察房存储，至月底，缮写满汉文合璧奏折汇奏，称为“汇奏谕旨”。

收发红本处，又称红本处、收本房。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会典》均未见记载。《嘉庆会典》始有此名称。约成立于乾嘉年间。司员由大学士于满、汉中书内派委，无定员。凡批过的题本，交由红本处每日发给六科传钞，年终缴回汇集，贮入红本库。

饭银库，又称饭银处，其司员由大学士于满洲侍读、典籍、中书内派委，无定员。专掌收支内阁司员饭银。这种饭银由各省总督、巡抚及布政使咨送。 分配办法是：大学士每日银三钱，以下官员递减，至中书每日银六分，以充飧食费用②。

副本库，约成立于乾嘉年间，《嘉庆会典》始有此名。其司员由大学士于满、汉中书内派委，无定员，掌收题本之副本。乾隆以前，每到年终收藏副本，都派汉票签处的中书送存皇史宬厢房，年久贮满，无地存收，才另设副本库。

批本处，乾隆以前称“红本房”，设于宫廷之内。其司员有满洲翰林院官1 人（于翰林各职事内选用），中书7 人，掌进本之收发与批本事务。每日进本，由满票签处中书送交批本处，由批本处送内奏事处进呈，待发下以后，批本处照皇帝阅定满文签，用红笔批于本面，再交满票签处中书带回内阁，遇有改签及“折本”，皆存记档案，按日交发办理。

清内阁自天聪十年（公元1636 年）设内三院起，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止，掌握国政有270 多年之久，但其势力不是始终如一的，是屡有演变的。初设内三院时，尚在关外，并有议政处分其权。那时只是初具规模。入关后，为加重内三院之职权，明命条陈政事或外国（对外）机密或奇特谋略，都由内三院转奏。并定内三院品级与六部同（先是低六部一级）。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 年），正式改为内阁，只是沿袭明代官制，并不是加强内阁职权，减少了它的职官人数，其权势反而低于内三院。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 年）再改回内三院，大学士品级又同于六部。康熙九年（公元1670 年）恢复内阁，大学士兼尚书。康熙亲政后，军国机要，始终归内阁。至雍正八年（公元1730 年），大学士升为正一品，在各部尚书之上（尚书为从一品），当时虽已设军机处，但任军机大臣者，除亲王外，其首领必是大学士，所以当时的大学士是勋高位极，因称内阁为“宰辅”。至乾隆二年（公元1737 年），再设军机处后（军机处停设了二年），机要章奏都下到军机处。凡军国要务，都要由军机大臣承旨出政，内阁之权便轻，只是办理一些例行事务。赵翼在《檐曝杂记》中说：“军机处，地近宫廷，便于宣召。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于是承旨出政，皆在于此矣。” 《清史稿·大学士年表序》说：“雍正以后，承旨寄信有军机处。内阁宰辅，名存而已。”原来具有宰相身分的内阁大学士，成为进爵的虚衔，内阁便沦为办理例行政务、颁发文告的机关。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 年）八月改题为奏，内外臣工的奏章，一般都采用奏折。改题为奏后，各省督抚就不须把题奏事件的副本交通政司转送内阁了，内阁便成了“闲曹”。这时的内阁公署，仅成了储存档案之所。宣统三年（公元1911 年）四月，另组西欧式的责任内阁，旧内阁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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